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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重达万吨机器由那些苦力工来运送，行程达几百英里。按美国标准，这也不过是500运货车箱。按照亚洲人的标准，这是一场工业革命。

在重庆，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拥有140家工厂是在上海和汉口之后的第三大工业城市——逐步成熟起来。中国的大学也同时迁往内陆。政府正在着手组织西部农民加入到制造行业中，像漆皮、小型船只、纺织、煤矿、造币、面粉加工和硫酸制造等。

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这场斗争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边倒的。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的岛国，多达700万人口靠稻米和捕鱼过活。早在两代人之前，日本民族所接收的西方文明是源自于天皇和大封建家族的高层统治。日本人情愿跟随着近乎法西斯方式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视天皇——永远以一种盲目式而现在更是有增无减——是神与家长的结合。在这样一种准独裁的状态和半独裁经济下能够生存显示了日本人的坚强性格。

日本人占领了台湾（1895年占领），夺取了满洲南部铁路（1904年日俄战争中夺得），占领朝鲜（1910年）和满洲国（1931－1932年），但是与镇压6倍于日本人口的中国人和占领面积为4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比，那些都只不过是儿戏而已。

中国人生性随和，不愿战争也没有任何战争准备。早在孙中山1911年发动的辛亥革命前，老百姓们可以容忍清朝的皇太后慈禧尽情地放鞭炮，而排斥来福枪的引进；可以进口大量无用的小玩意儿而拒绝军舰。西方文明已经来到中国，正在接近中国，不是通过许可命令，而是打击或不经意的渗透——从与西方的贸易合同，从传教士办学，从共产党宣传，从劲敌日本人那里，从新兴的民族领导人那里得到的。当面临外来侵略时，他们出击反抗。

要是苏联人也与日本人作战，局势自然会对中国人有利得多。如果欧洲也加入战争，则形势会变得更为复杂。但中国人并没有指望这些可能的因素。他们已准备独自作战。而他们的长期抗日使欧洲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和平状态，日军身陷对华战争中，而无法加入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联盟发动新攻势。

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7月之初，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神秘地穿梭着一个温文尔雅、深藏不露的东方人，名叫汪精卫。此前，有报道称他在中国北方政府所在地北京当上了日本的一号傀儡。这些天来，从重庆到北京的意识形态上的距离要比地理距离长。而汪先生，这位资深的革命家，一度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合作者，过去中国事务“三巨头”　之一，跨越了这个意识形态以及地理的距离，这个事实可以说是日本对华外交的极大胜利。

对于汪精卫，北京城一定充满了作为一个叛逆青年的回忆。1910年，26岁的他去北京策划谋杀清摄政王载沣。同谋者是他的未婚妻，后来成为其妻的陈璧君小姐。陈要坐火车去东京，这个年轻人暂时走出他的隐蔽地到车站送别他的未婚妻。火车启动时，他礼貌地轻触帽檐，一下子便被摄政王警觉的警察发现了身份——那时候这种动作就是革命党人的特征。警察尾随汪来到他的隐蔽处，搜到许多枪支和炸药，遂予逮捕。汪潇洒地供认了一切，被披上枷锁收监。在旧中国，这意味着大约在三年以后被政府杀头，但这时候，孙逸仙博士领导的革命在1911年10月爆发了；汪获释。

汪精卫是深受尊敬的孙博士心爱的学生，为这位领导人起草了许多宣言，甚至包括孙逸仙博士在临终病床上发表的著名的《总理遗嘱》。他是东京法学院的毕业生，经常去欧洲旅行，能讲流利的法语，曾多次在德国治疗糖尿病。当这场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德国。他曾担任过两年中国的总理。

汪精卫和蒋介石委员长从性情上是两极对立，但是即使在战争开始以后，他们还在继续合作。作为党的副主席，汪精卫随同政府从南京到汉口又到重庆。但是去年冬天，他把儿子们从学校接出来，送到国外，又收拾起他自己的物品，在一天夜里秘密离开重庆，飞往香港。他控制不住妥协的本能，声明他要和日本“和谈”。蒋介石把他驱除出党，逮捕了他的追随者。

汪从香港又到上海，后来到了日本占领的汉口。日本人认为他是傀儡政权的极好人选。汪精卫一投降，日本的军事外交官们希望本星期，即开战两周年纪念日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

英国政府自以为天津方面的最严重形势已经过去了，日本人同意在东京开会，便是愿意把天津事件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来解决，而无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