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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课方面，这个青年“老学究”大有包办的嫌疑！他要讲解《论语》《孟子》，要讲历史和地理，要教短篇论说，要教英文，要教算学，要教书法，要出题目改文章。《论语》 《孟子》不是我选定的，是他们已经读过，老东家要我替他们讲解的。那个聋学生只能读读比较简单的教科书，不能作文。夜里还有夜课，读到九点钟才休息。这样的儿童，我本来不赞成有什么夜课，但是做“老夫子”是不无困难的，如反对东家的建议，大有偷懒的嫌疑。只得在夜里采用马虎主义，让他们随便看看书，有时和他们随便谈谈，并不认真。

我自己是吃过私塾苦头的，知道私塾偏重记忆（例如背诵）而忽略理解的流弊，所以我自己做“老学究”的时候，便反其道而行之，特重理解力的训练，对于背诵并不注重。结果，除了那位聋学生没有多大进步外，其余的两个小学生，都有着很大的进步。最显著的表现，为他们的老祖父所看得出的，是他们每天做一篇的短篇论说。

我很惭愧地未曾受过师范教育，所以对于怎样教小学生，只得“独出心裁”来瞎干一阵。例如作文，每出一个题目，必先顾到学生们所已吸收的知识和所能运用的字汇，并且就题旨先和他们略为讨论一下；这样他们在落笔的时候，便已有着“成竹在胸”、“左右逢源”的形势。修改后的卷子，和他们讲解一遍之后，还叫他们抄一遍，使他们对于修改的地方不但知其所以然，并且有较深的印象。

11�踏进了约翰

几个月的乡村生活匆匆地过去，转瞬已到了暑假。几个小学生到上海投考学校，我也回到上海准备投考圣约翰大学。

和我同时投考约翰的还有一位南洋同学，就是现在的王以敬医师。他原是在南洋选定土木科的，因为性情不近，改选医科。我们两个人在南洋时虽所进的学科不同，但是都读到大学二年级。他进医科，先要进约翰的理科，我要进的却是约翰的文科。由工科转到理科，比我由工科转到文科来得便当，因为工科和文科的课程相差太多了。幸而我自己平时对于文科有关系的书籍已无意中看得不少。在那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转文科，不过因为自己喜欢看，所以便常常看看，不料在这个紧急备考的时候，居然有一点用处。例如要考的英文文学名著，在一二十种中选考四种，这就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速成的。可是无论如何，要想从工科二年级跳到文科三年级，这在当时好多朋友都认为是太大胆的。我所以不得不这样大胆来拼一下，与其说是我的野心，不如说是因为我的经济力量常在风雨飘摇的境况中，希望早些结束我的大学教育。

我和王先生同住在上海青年会寄宿舍里，两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临考的那几天，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紧张。我们都存着非考取不可的念头，因为我们都各有苦衷。王先生立志研究医学，上海除德文的同济外，英文的医学校在当时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我呢，在当时也觉得要研究英文，在上海似乎也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可是考试的成败是最难捉摸的事情，所以那几天我们的心里是特别的紧张，差不多每日二十四小时都是时刻在惴惴危惧着的。每天夜里，我们两人都开着“夜车”，预备考试的功课到两三点钟，疲顿得不堪言状。天蒙蒙亮就起来，匆匆盥洗了后，连早餐都没有用，就匆匆出发，同乘电车到静安寺。还早得很，有几十个同往投考的人们不约而聚地步行一小时左右，才到约翰。考大学三年级的只有王先生和我两个人。因为我们所投考的学科不同，所以两个人还是分开来考的，各人都分别到各个有关系的教授房间里去应试。提心吊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结果居然两人都被录取了。希望愈迫切和用力愈艰苦而得到的东西，在心理上也愈觉到快慰。我们两人得到投考胜利的消息后，当然是喜不自胜的。

好了，我如愿以偿地踏进约翰了。这样转换了一个学校，在南洋时功课上所感到的烦闷，一扫而光，这是最痛快的一件事。在约翰的教授方面，也有几位是比较可以满意的，例如哲学教授卜威廉，历史学教授麦克纳尔，经济学教授伦默等。虽也有几个饭桶教授滥竽其间，但是我可以不选他们的课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