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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何应钦令军政部的兵工署副署长杨继增、后勤部的项雄霄和我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一行十余人，乘专机先往南京。飞机在光华门外降落。进城时，守城门的日本兵不断地向我们举手行礼，百姓们见我们入城，也纷纷上前围观，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南京城内，市场繁荣，产品应有尽有。我们这些接收大员一进南京城，如猛虎下山，奔赴各个商店，为老婆、孩子抢购丝、绸等贵重商品。当时，南京市面上流行的是汪精卫发行的伪币，接收大员们便自行规定了法币与伪币为一比二百的比率。这样一来，价值二百元的东西，接收大员们一元法币便可买到，这可把生意人整苦了。然而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寥寥数十人，就把个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了。

何应钦到南京后，受降签字仪式在原黄埔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顾祝同、徐焕异（空军司令）在主席台就座。冈村宁次、金井等人在台下面对主席台横坐一排。冈村宁次身高体瘦，光着头。此时，他平日那日军的“傲”气与战败者所具有的“丧”气交织在一起。尽管他故作镇静，极力想保持他那平时的尊严，然而从他脸上流露出的却是颓丧的神态。

何应钦将投降书递给他的参谋长肖毅肃。肖接过投降书后，走下主席台，来到冈村宁次面前，一只手将投降书递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立即站起来，双手接过投降书，在上面签字后又双手呈还。肖复归主席台，将投降书交给何应钦。然后，由何在上面签字。仪式并无特殊之处，并没有要日本人交出他的军刀。

签字结束后，战犯冈村宁次被依法“关押”，但他却享受着特别优厚的待遇，住在一幢西式小洋房内，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受降后，陆军总司令部搬往南京，驻原黄埔军校。美国用飞机先将新六军运往南京。新六军在印度成立时，士兵均经过特别挑选，个头相差不多。士兵们身着清一色美制毛哔叽军服，武器装备精良，入城时，显得很有气派。

新六军接防后，日军全部退入营房，不准出街，只给他们留有几支守卫的枪。但城外日军枪械未曾收缴，名为让其自卫，实际上是要他们不把枪交给共产党。

南京城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所有的接收人员们就大搞起“五子”登科来了，凡“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他们什么都要，什么都抢，什么都争。已接管的日本人的东西不用说，就是跑了的日本侨民留下的家具、财物也都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抢劫的东西，一律归己。

一个一比二百的比率，一个五子登科，把饱受日军残杀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连天。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天上飞来的，地上钻出来的（指国民党特务）都坏极了，”“盼了这么久，盼来的却是一伙劫收大员。”

劫收大员们在南京搞的这一套，凡是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济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

后来何应钦对我谈话和陈立夫的《成败之鉴》都曾指出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不收编伪军，以致使其投奔*，壮大*力量。我的看法：蒋军失败的根本在于国民党策略上的混乱、错误；政治上*，如特务、五子登科；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而上层官员又趁机大发国难之财。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了，经济上已十分萧条，人民都已对蒋家王朝彻底失望，人心向背，这才是国民党蒋家王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卢汉在河内收缴日械完毕。蒋介石为架空龙云，就调他的部队去东北，怕卢汉不听调回云南，又调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到河内接防。法国也将兵舰开来受降，五十三军的炮兵向法兵舰开炮，将其兵舰打伤一艘，其余各舰都纷纷挂起白旗逃跑了。

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备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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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三人会议谈判（1）

抗战胜利的喜悦，为时并不太长，蒋介石集团垄断受降，国共摩擦日增，内战魔影把满天喜悦驱散得干干净净。

举行受降仪式后，我因在南京无事可做，便于9月20日左右回到了重庆。

回重庆后，得知蒋委员长曾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事。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并于8月28日与毛主席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