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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子女，前几天已到宜宾，晚上回家，小儿女都不肯睡，还等着看爹爹。这时一家人见面，仿佛分别了几年似的，完全浸没在欢乐的海洋里了。

这时罗广文的后方已经转移到了宜宾，留下一个学校和许多械弹装具。川南师管区副司令张继寅是我陆大同学，也到宜宾与我会合。我当即任命张继寅为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把罗广文的教官、学员与七十二军的学员合在一起，加以管理。又以第七编练处副司令的名义，派原教导总队长曾猛为第七编练处教导旅旅长，要他收集第七编练处的人员并招募新兵，把所有枪械利用起来。由于联勤总部在宜宾的枪械服装堆满了仓库，我利用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人地熟悉的特点，派他为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要他招募新兵，把所有械弹服装利用起来，以免流失。

我4日起连日在行军途中，与新三十四师无线电联络不上，到宜宾后又接连几天联络不上，我心里担忧新三十四师出了问题。8日部队都到达了宜宾。我听说赵德树与张纬都说“仗不能打了”，我心中暗喜。于是决定9日上午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开会地点，在赵德树家客厅。出席人员有我，代理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军警卫团团长夏念民，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肖烈，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副师长杜永鑫、师参谋长喻忠信，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六九八团团长吴让，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

我们围在一张长餐桌坐下，我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我说：“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这个仗无论如何失败定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看有什么意见，形势这样紧张，有人说‘仗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尽管说，这是关系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总要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怎么样？大家说吧！”

赵德树首先站起来说：“打不得了，一打，我们全完了，干脆和了吧！”

我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认为我听说他说“仗打不得了”是真的，我日前暗示过他：“到形势险恶时，我们的态度要灰色起来。”他已完全理解。不料他话题一转说：“司令！你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划不来，共产党以后也不会信任你。现在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好了。你走，我派我的特务营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抬你，昼夜兼程，三天就可到新津，再乘飞机飞台湾。

他的话说完，大家都惊了。这不仅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赶我走。我当然也感觉意外，不过我毫不惊慌。因为：第一，部队我完全能掌握。全军营以上的军官都是由我委派的。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王瑞是我的亲信，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是老七十二军的营长，在上海时由我提升的，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是罗广文介绍给我的，我估计都能听我的话。军警卫团团长是赵德树介绍的，可能听他的话，但是第一营营长欧阳大光是原来七十二军的营长，副营长郭翚是我的侄儿，当然听我的话。赵德树赶我走是不可能的，他斗不过我。第二，赵德树本人，与我私交很厚，我们不仅是日本士官同学，而且我营救过他。他在进攻大别山时当旅长，部队在安徽宿松附近被刘邓大军击溃，赵德树怪他部下的一个营长临阵退缩，下来过后才把营长枪毙了。本来临阵退缩，当场打死就无事，下来才枪毙，营长的家属不服，就抓住这点，说他挟嫌杀人，告到国防部。国防部军法局将赵德树扣押审讯，赵德树的父亲是个立法委员，与我认识，知道这一类案子军*审时第三厅的意见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托我营救他，及军*审时，第三厅的意见是：将士不用命，如何能打仗，部下临阵退缩，长官依照军法当然可以枪毙他，赵德树虽然手续不合，也不至于扣押问罪。这样，赵德树才得以释放。想到这两点，我相信他必定不是要赶我走，而是我事先未同他深入商量，他以此试探我的意向，也可能他已明白我不部署作战而问仗还打不打，是怕事先未能动员，直接说出企图，军官接受不了，出危险，所以挺身而出，替我担当危险，想到这些，我胆气壮了。立刻趁机诱导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不管起义也罢，打也罢，还是由我来指挥，我决不能在这生死关头，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能有‘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妇。大家要打，我也同大家死在一路；不打，那就起义！你们再发表意见！”

宜宾起义（4）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起义！”赵德树顺风转舵，会场紧张空气，比较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