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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手指弹弹地图上一块红色的正方形标志，标志里印着：加拿大广播公司演播中心。

弗西笑了，所有关于光荣的想法暂时被搁到一边。他们都爱看《红与绿》，发现它居然是在加拿大制作的还大吃了一惊。今晚是现场录制，门票是免费的。“咱们走吧。”他说。两人走向地铁入口的扶梯，从街面上消失了。

好吧，我得承认。在等死的过程中有一件好事：它能加强你的自省力。就像塞缪尔·约翰逊曾说的：“当一个人知道两星期后会被吊死，他的注意力将变得高度集中。”

我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拒绝智慧设计的说法——为什么几乎所有进化论学者都会拒绝。我们已经和创造论者战斗了一个多世纪，那些相信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六个二十四小时内造出来的傻瓜们。他们认为化石，即使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也不过是诺亚洪水的遗留物。他们还认为上帝故意将宇宙创造成这个样子，使得我们误以为它很古老，而且巨大无比。

进化论发展中著名的事件包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进化大辩论中击败了主教“狡猾的山姆”威尔伯福斯。还有我学到过的克莱伦斯·达罗在学术争论中埋葬了威廉姆斯·钱宁斯·布莱恩。但他们的战斗只是个开始。不断有后人前来，在所谓的创造论的幌子下满嘴喷着垃圾，妄想将进化论赶出课堂。甚至在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他们还极力要将原教旨主义对圣经的说明推向主流社会。

我们的仗一直打得很漂亮，斯蒂芬·杰·古德，理查德·陶金斯，甚至，在某种层面上说，也包括我——我没有那两位的演讲天分，但我也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与创造论者争论。大约二十年前，博物馆的克利斯·麦克高文写了一本极妙的书叫作《世之初：一位科学家表明为什么创造论者是错的》。但我记得我的一位朋友——一个教授哲学的家伙——指出副标题有些傲慢：一个人就可以表明世界各地的创造论者都是傻子吗？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那种处于包围之中的感觉的确是可以被原谅的。甚至到了今天，美国的民意测验仍然表明只有不到20％的人相信进化论。

承认在某一时间点存在过某种智慧引导，这就好比打开了泄洪闸。我们斗争了这么长时间，斗争得这么艰苦，我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为此被投进监狱，要让我们承认可能的智慧引导就等于让我们打白旗。我们确信媒体会因此进行白热化的辩论，最终无知会支配高层，我们的孩子不但无法分辨，而且也学不到任何真正的科学了。

回顾起来，我们在当初应该更开放些，应该考虑到其他多种可能性。或许我们不应该这么快就为达尔文理论中的粗糙之处上光上色。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的话，代价或许会让我们无法承受。

弗林纳人不是创造论者，肯定不是——他们不过是一批科学家，接受大爆炸理论，并认为宇宙有个开端（爱因斯坦觉得这种想法和常识太格格不入了，于是他做出了他自认为这辈子最大的失误：调整他的相对论公式，以避免承认宇宙有个开端）。

但现在泄洪闸己经打开了。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谈论创造、大爆炸、以前的宇宙循环、基本常数的形成以及智慧的设计。

对于进化论学者，生物化学家，宇宙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指责一浪高过一浪，说我们知道——或是至少有模糊概念——这一切都有可能是真的，还说我们故意压制它，拒收有关这个主题的论文，嘲讽那些在通俗杂志上发表类似观点的人。

要求采访我的电话如潮水般涌来，根据博物馆交换机的记录，几乎每三分钟就有一个。我告诉部门助理黛娜，除非教皇亲自来电，否则不要烦我。我是开玩笑的。但萨尔班达在布鲁塞尔披露真相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教皇的代表就给博物馆打了电话。

虽然我很想一头扎进公共辩论，但我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我弯着腰站在我的桌子前，翻着上面的一堆文件。东西很杂：AMNH组织需要的一份我曾写过的关于云南龙的报告；在这个星期结束前我要批准古生物学部门的预算；一个高中生的来信，告诉我他想成为一个古生物学家并要求我给他一些职业上的建议；黛娜的职工评议报告；一份去柏林作报告的邀请；我给丹尼洛娃和塔玛萨基的书写的引言；我答应修改的两份JVP的手稿；两份我们需要的树脂；一个要求修理恐龙馆中照明设施的通知单；一本我自己的书，要求我在上面签名；七封——不，八封未答复的信；我自己的上季度报销单还没有填；部门的长途电话单，上面那些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