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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我国的造假事业就从那瓶喜乐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幼儿园有个强制的规定就是“午睡”，厚重的床垫一拉，小木床上一躺我就感觉与世隔绝了。狼外婆很仁道地要求我们用最舒服的姿势来入睡，但我自以为舒服地把一只腿抬起来，另一只腿搭在床沿，却依然辗转反侧。隐约中听见狼外婆和女巫的谈笑风生，她们织着彩色的毛衣，谈论着某个小兔崽子的大款家长，关心着港台连续剧里的俊男美女……听着听着，我也就睡着了。

那时我认为午睡是件浪费生命的事情，而现在我明白午睡是生命中最奢侈的事情。

幼儿园对于“幸福”的标准就是拥有独家玩具。彩色的积木能最短时间搭建起最奢华的城堡，却也能被一个手指所倾覆；雪花叉片能构建出各种小动物的形状，拆的时候也最费力气；培乐多彩泥是小兔崽子们身份的象征，我们用劣质的工具制作出各种美味的糕点，假模假式的搞起了家庭聚餐；极少数的女孩会有芭比娃娃，把身上漂亮的衣服穿了脱脱了穿，掠过娃娃的完美曲线，幻想着那就是长大的自己。

经历了小班、中班、大班，小学前的最后一堂课我摸着其他小鬼的头说，你们要听长辈的话哦！可是，如今的我再也寻不到幼儿园的玩具，再也记不起每个狼外婆势利的神情，再也提不起兴趣用碎花布头给芭比娃娃做衣服了。

那些我们以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中被遗忘了。

1993年（1）

从这个年头开始，我正式迈入了小学生的行列，开始了我漫长而又充满乐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也是从这个年头开始，我有了两个家。

1993年9月1号，我正式开始了在五四大街四号院的生活。那本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道路扩建就拆成了不规整的大杂院，我从楼房搬到了一间十二平米的半地下室的房子里，那间房子也是我爸爸出生的地方。

我有必要来描述一下那间房子的布局，本来只有六平方米，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几个亲戚愣是接出了六平米的空间。屋子的一半空间是被一张三人床所占据，其实也就是一张双人床横过来摆，我的脚刚好杵在衣柜上，而妈妈爸爸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再接出两个椅子的长度，不然脚就会垂在半空。

由于是半地下，屋内的空气总是很潮湿，墙皮斑驳，会在大家睡觉的时候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爸爸就找来塑料布，把家里所有的墙都贴上了透明的塑料布。潮湿的地缝里总会爬出一些可怕的生物，蜈蚣、臭大姐、潮虫，那些在自然课上闻所未闻的生物真实地在我眼前的塑料布里爬来爬去。爸爸总是用塑料拖鞋小心翼翼地摁死它们，力气恰到好处，既要保证一击毙命，又要保证不会把塑料布摁破，省得黄｜色黏稠的液体渗出来。每次看见爸爸处死的尸体，我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总害怕那些昆虫的亲朋好友们会顺着它们的踪迹找上门来寻仇。所以每次爸爸执行完死刑，我就负责善后，拿着珍藏的七龙珠贴画覆盖住他们丑陋的遗体，眼不见为净。

这个小平房缺乏一切娱乐设施，除了一台老掉牙的海燕牌收音机，连个能自动发声的东西都没有。我就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录音机、没有录像机的十二平米度过了六年的光阴。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不知道最近流行那个歌星，不知道拨外地电话还要加区号。能够陪伴我的只有那些昆虫们的尸体，还有满柜子泛黄的图书。

屋子的外面就是一棵大枣树，住在小院的第一个夏天，爸爸爬上屋顶，用竹竿拨弄着树叶，一粒一粒诱人的大青枣就噼里啪啦地往地下掉，全院的男女老少都眼巴巴地看着爸爸，期待着这免费却是最新鲜的水果。

我在地上仰望着爸爸，觉得他的形象渐渐模糊掉，而超人的样子却在我脑海里慢慢清晰起来，那些枣就是他发射的一颗颗糖衣炮弹。刚开始只是零星地几颗，当爸爸开始努力摇动树枝时，大枣就像流星雨一样往地下砸，别人都拼命低头捡的时候，我却拿红色的塑料脸盆遮住脑袋，拒绝着糖衣炮弹的攻击。

可是从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枣就变得又少又小，偶尔捡到几颗还要当宝贝似的藏在兜里。再过了几年，那棵枣树根本就不结枣了，爸爸也失去了当超人的机会。

是我家的烟筒给枣树做了绝育手术，每到冬天，厚重的浓烟就从烟筒里往枣树上冒，缠绕着枝条盘旋而上，在空中打了几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慢慢地消散了，带走了枣树生儿育女的能力，从此以后那不能孕育生命的树变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