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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自述：平生所学，未负师友（1）

一、随父迁台台大名师荟萃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带着全家人去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360万人，突然增加了150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同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二、转学历史归功傅斯年指点

对于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到台大之后，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许倬云自述：平生所学，未负师友（2）

对于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