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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旦、郑芝龙等人的海上集团，亦商亦盗。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在掳掠平民百姓，而在收集大陆的丝绸、瓷器、工艺品运交外商，又以外商运来的香药及台湾出产的樟脑、硫黄、鹿皮、药物贩运于中国大陆市场。明末的中国政府，海禁启闭不定，法令无常，地方官吏及管理外贸事务的宦官，擅作威福，谋求私利。这些海上集团，既不能合法经营外贸，遂成为非法的走私集团。在补给接不上或是被官家缉拿时，他们铤而走险，劫掠杀戮，遂成为海盗。荷兰、西、葡舰队，也是如此，常有突袭中国沿海市镇村落，掠夺牛只粮食的事。

海上集团不止一家，他们争夺利权，常有战争。刘香等人，原与郑家同侪，或聚或散，亦敌亦友。最后，郑芝龙兼并各家海上集团，俨然海上霸主。他的力量强大，商船挂上郑家旗号，即可太平无事。明廷无可奈何，只有招抚郑芝龙，收编他为福建地区的水师。但是，政府并不能约束郑氏，唯有听任郑氏坐大，以闽南为基地，称雄海上。清人入关，北方沦亡，建号南京的福王政权也崩溃。福建的唐王倚郑芝龙为后援，即位称帝，唐王政权不能持久，郑芝龙降清。他的儿子郑成功，以唐王敕封的延平王赐国姓，据金门、厦门抵抗清廷。1659年，郑成功入长江，进攻南京，败绩返闽。1661年，郑成功以强势舰队驶入大员，荷兰人不能抵抗。1662年，荷兰人投降，退出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从此到1683年清师攻取台湾，郑氏三世治理台湾，延明朝正朔于海外。郑成功进入鹿耳门，以明朝延平王名义，在台设官府，开田亩。

郑氏入台，携来军民人口，又不下数万。这些人口集中台湾南部，其总体力量，不是原居民可以抗衡的，而且大陆居民文化水平高于台湾原居民，后者遂逐渐被同化。

明代晚期，西方海上力量及由此引发的中国海上活动集团在大洋航道开通的巨变中，乘潮而起，掀起了惊涛骇浪。台湾在这一特殊形势下，由海嵎孤岛转变成为中国的海疆门户。

第二十章　16—18世纪近代西方国家的兴起（1）

我们曾在前面提过欧洲封建秩序下的国家，其性质与现代国家的定义并不相同。中古时代的欧洲国家，常因君主的继承与婚姻，国家时分时合，彼此从属关系也往往变动。例如，西班牙与葡萄牙，可以因为继承关系合为一国；英国国王可能以安茹伯爵的身份，既是法国国王的属下，又可能是法国王位的继承者。国家的边界并不十分固定，治理国家的“政府”，也多是一群贵族，国事与家事往往难以区分。

16世纪以后，欧洲经历了许多变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大洋航道开通后的经济形态，都改变了欧洲历史发展的方向。在这一章，我们先讨论新起的经济形态引发的国家性质改变。一个接一个，欧洲的一些强国，跃登舞台，左右了当时的世局，也留下深远的影响。

第一批崛起的国家是葡萄牙与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地处地中海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既扼地中海的西方出口，又据大西洋上由北海到非洲海岸的中间站。当###势力阻隔东方贸易商道，西、葡两国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因此它们启动了寻找新航道的前导。大洋航路开通了，美洲大陆进入了旧大陆的人类历史，西、葡两国获利甚丰，一跃而为世界性的大国，纵横七海四洋，达百年之久。他们长期独占了美洲白银这一丰厚资源，天主教教宗甚至将世界一分为二，由西、葡两国各占一半！两国的贸易站及殖民地分布各处，其影响所及，直到今天，美洲还有不少国家使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

不过，西、葡两国的内部结构并没有经历巨大的改变。两国曾因王室婚姻，合而为一，又分而为二。寻找新航路的冒险事业，并不由国库支持，而是出于国王或王后斥资支持。那些注入两国的大量财富，大半用于王室与贵族的挥霍，一般国民并没有分润的机会。西、葡国际活动，并没有因此而调动全国资源。西班牙庞大的无敌舰队属于王室。他们的军队，也以雇佣兵为主，并未征发国民参加军队。因此，西、葡两国，虽然显赫一时，却不能持久不衰。

第二波跃登舞台的国家是荷兰与英国。这两个国家都地居海滨，其经济好坏颇与贸易有关。先说荷兰，这一低地国家，原是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所属的七个省份，地处四条河流的入海口，由北海可以通往波罗的海与大西洋，港口、河流加上运河网，这个地区成为欧洲水运的枢纽，荷兰的经济因此脱不开运输与商业。当地农地不足，资源短缺，人们在辛苦中求生存，必须过节俭与勤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