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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学校回到村上时，大队巷子已经是另外一种商业的气象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八三年以后，这条巷子仿佛是镇上的那条老街，许多户人家的大门改成了商铺一样的结构，有柜台了。巷子还有卖瓜果蔬菜的摊子，卖肉的案子，甚至有人家捧着筛子卖香烟之类的东西。这是我少年时不曾有的现象。我在苏州城冷僻的小巷子里见过这样的场景，在我回到村庄后，农村商品经济的最初迹象已经在改写村庄的面貌。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的是，供销社的生意逐渐冷淡，甚至有些衰落了。当年在我看来无疑是一座宏大建筑的供销社，在这个村庄的位置越来越渺小了。小时候，在节前，我会有几次走进柜台后面的仓库，悄悄给父亲买回两包飞马香烟，这在当时需要有关系才能弄到，而这个牌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即使在我们村庄也几乎没有人抽，后来也看不到这个牌子了。曾经短缺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在村民私人的小店里到处可见。这大概就是乡村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吧。

我曾经熟悉的、几乎是几十年不变的场景在读大学的那些年逐渐改变甚至消失。当我带着记忆回到村庄时，有许多印象已经无法吻合。我在变，我熟悉的村子也在变。

熟悉与陌生（4）

原先的那个大集体没有了，村庄上各种大集体的气派也没有了。四合院式的大队部成了私人住宅，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搬到了桥南新建的两层红砖楼上。这块地原先是农田，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居民点，而且以楼房居多，到外面打工或者以其他方式赚了钱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造了楼房。和这些村民的楼房比起来，村民委员会所在的那幢像教室一样的红楼实在是简陋和粗糙。这是个变化，而且极具象征性。多少年以来，在一个地方，标志性的建筑物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我所熟悉的村庄、公社、乡镇都是这样。在八十年代，当苏南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时，各级办公场所在当地总是标志性的建筑。我们这个村、镇也在发展中，但它和苏南的乡镇是不同的模式。苏北的乡村缺少企业，农民自由了，也比过去日子好了，但集体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在一个村庄，如果没有企业，没有称为农民企业家的能人，这个村庄其实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庞大的集体的解体，一方面释放了原先体制对农民的约束，另外一方面，集体经济的匮乏，无力改变这个村庄的面貌。这样一个特点，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大的改变。不在农村长大的人不知道，改革后的农村是不一样的。

在“大集体”时代，村庄上的路灯到了晚间总是亮的。我夏天回去时，感觉不到路灯的变化，夏天没有路灯巷子里也是亮的；但到了冬天，夜间没有路灯就乌黑一片。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路灯不亮了，就问起原因。这才知道，路灯是公共事业，需要由村民委员会付费，但村里经济很紧，无法支出，只得关闭了路灯。这让我唏嘘不已。可能也因为这个情况，每家的大门前差不多都装了电灯，这个费用是各家付的，自然节约用电，有人进出门时，门前灯才会亮起来。我注意观察，有些大方点的人家，到了夜间，睡觉前才会关掉大门前的灯。平时，巷子里通常是黑的，只有厨房里灯光会透出窗户。差不多到了春节的时候，每家都不再节约，大门前的灯都亮着，这个时候才有了万家灯火的气氛。

大礼堂已经基本不开会，也很少放电影，更不必说文艺演出了。偶尔放电影，差不多是在外地打工的人赚钱后包场的。放映电影少的原因，除了费用问题，也与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有关。八十年代初中期时，有电视的人家还很少，如果有特别好的电视剧，邻居会集中到有电视的人家看，客厅坐不下了，会把电视移到堂屋门口，这样，天井里会站着更多的人看。这个情形，就像当年在场上放映电影一样。后来，逐渐有电视了，从黑白到彩电，从无线到有线，电视也构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放映电影的重要性在村庄消失了。

文艺演出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是多彩多姿的，“大演大唱”的光景自然不复再现，但从七十到八十年代的过渡中，文艺演出仍然是乡村生活中的亮点。我们这个村在“*”时期的文艺活动持续多年不衰，也因此出了不少具有表演才能的人才，我的两个阿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