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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江南指挥部正式成立那一天，宝堰日军一个加强中队采取夜间出动、拂晓攻击的战法，奔袭延陵。陈、粟早有准备。日军扑了个空，灰溜溜地撤回据点。陈、粟又安排好了击敌方案。日军还在途中，王必成团长率领的新四军第二团突然杀了出来，会同新六团、丹阳独立支队，将日军包围在贺甲村。8日下午3时，王必成指挥各部发起总攻。日军依托有利地形，构筑环形工事，负隅顽抗。新四军前赴后继，连续攻击拼搏，经过26小时强攻，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击毙武村中队长以下日军168名，生俘3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8支、掷弹筒2具、指挥刀2把。延陵大捷，开创了江南敌后歼敌的新纪录，受到延安总部通报表彰。

江南局势越来越严峻。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军的进攻中处境更加困难。1939年11月7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商谈，一致认为新四军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华中为我党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我党我军不控制华中不能生存。并在军事上派八路军主力2万余人南下。已进入华中敌后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与持不同意见同志的讨论，也认为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便由关系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问题，上升到关系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位置上来了。粟裕坚决拥护和赞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认为“向北发展”已到了时不我待的程度，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力争主动。

事实上，江南新四军“向东作战”目的达到后，陈毅和粟裕一直在考虑“向北发展”的问题，并且积极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粟裕认为，新四军在江南主要与日军作战，打的是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一旦向北发展，势必要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就会与他们打更大规模的仗。粟裕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思考，从皖南回到江南后，在集中整训主力部队指挥员向他们讲授《关于组织战斗》军事课时，反复提醒大家：“可能不久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引导大家在思想上提前作好准备：作战对象要从主要打日军变为打国民党顽固派，作战形式要从打日军的小规模游击战变为打国民党顽固派的大仗。

大约是在1939年10月底11月初，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粟裕及时紧紧抓住，协助陈毅做了一篇“向北发展”的绝妙文章。

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通过他的同乡、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敬久，弄到10万发子弹。王敬久要李明扬自己派部队去取。因途中要通过日军严密控制的重重封锁线，危险很大，李明扬决定找新四军帮助，托人捎了一封亲笔信给陈毅。11月11日，陈毅接信后即找粟裕商量。粟裕毫不迟疑地提出：从二支队抽出力量，由卢胜、陶勇率领四团团部及第二营，担任协助护送弹药的任务。弹药于11月中旬送到了李明扬手中。卢胜、陶勇所带的部队也借机渡江北上，后进入苏皖边区，与先前渡江北上在那里活动的梅嘉生支队合编为苏皖支队，最终同活动在淮南的第五支队取得了联系。这是粟裕协助陈毅走出的“向北发展”关键一着棋。接着，粟裕又和陈毅走出了另一着妙棋，决定叶飞率领老六团由苏南开到扬中，与管文蔚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然后渡江北上，加强苏北力量，在扬州东部地区开展斗争。这样，大江两岸的苏南、苏中、淮南三面联通，互为掎角，造成了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的有利态势。

新四军东进北上和八路军南下，蒋介石十分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劲旅一旦会合携起手来，共同发展华中，在蒋介石看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他急令顾祝同和韩德勤先在江南江北形成两面包围新四军的战略态势，再乘机拔掉眼中钉。1939年底，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顾、韩兵力在冬季反攻名义下，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新四军，各地必须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突然事变。为此，1940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联席会议。项英主张：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的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皖南新四军军部时，先打破其进攻，随即向浙、闽发展。会后，项英将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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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思考江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