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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杀父之仇可忘，受枉之仇必报。尚可喜抓住一次机会，率军攻上皮岛，终于抓住并杀掉了与他有过节的明朝大将沈世魁。日后，多尔衮入关首战山海关，尚可喜也属“功勋卓著”之辈，为满州主子尽心尽力。

1649年底，尚可喜派手下大将粟养志忽然出兵，在南雄大败明军，屠城后，攻陷韶州。清军倍道兼程，直扑广州。其间，英德、清远、从化等地相继失陷。

1650年二月初，清军到达广州后，在白云山依山结营。坚守广州的南明将领，是从前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将军。

对于清军来犯，杜永和准备很充分，不仅在城周广布炮台，他还派人围城掘河三道，使河水和海水相通，只在广州城西北面留出陆地，使得广州呈易守难攻之势。

尚可喜多次招降，杜永和不从。

守城的南明军队誓死抵抗，广州城内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加入守城战斗。见广州难以猝拨，尚可喜与耿继茂分为两部，分为两大进攻部分，准备持久围城，在打消耗战的同时，时刻寻找机会破城。他们四处抓掳百姓，强迫当地人民为清军挖壕修垒。

广州守城战，持续达十月之久。清军拼死冲锋，南明军奋死守卫，双方拉锯一样相互攻杀，士兵、平民死伤数万，加之溽暑疾疫，城内城外死尸成堆。

由于广州城高壁坚，清军久攻不下。

胶着期间，把守西门的明将范承恩降清，开门纳敌，终于使南明守军前功尽弃。这位奸贼，本为淮安胥吏出身，乱世抡枪，混上个将爷当，实则无文韬，缺武略，草包一个，在军中一直为人所轻。大凡没有本事的人，自尊心还特强，对别人的评价十分敏感。一日，城中诸将为永历帝祝寿，广州主将杜永和酒喝多了些，笑骂范承恩是“草包”。就为这两个字，范承恩报复，暗中向清朝投降，广州城最终为清军所克。

范承恩不仅与清军约降开城门，他还率自己人掘开炮台之外用以作掩护的水堰，使得清军能迅速攻入战略制高点。

尚可喜很有演戏天才，他在命令士兵抱草填水洼涉进后，亲自指挥亲兵用长斧砍开外栅。临进攻的时候，他脱去甲胄，摆出要身先士卒率先登城的样子。

其手下亲兵泣谏，几个人死死抱住这位“王爷”，不要他先上。

尚可喜忽地一声抽出腰刀，做自刎状，大喝：“士兵攻城不上，你们又不让我上，让我如何对得起大清皇上，我今天就死在这里吧！”

众亲将听话听声，皆嗷然奋起，掉头往城疾奔当肉盾，率清兵冒死登城。

南明军勇武非常，拼死捍卫城池。由于叛徒范承恩开西门，又有清军新调来的红夷大炮轰崩数十丈城墙，守军终于不支。

经过半天肉搏之后，近万明军被杀，堕入海中淹死的明军几近两、三万人。

木棉花开血样红（2）

见城已破，杜永和只得登船逃走（此人最后在琼州降清，没能善始善终）。

广州城陷，准确日期为1650年十一月三日。

攻入广州后，大汉奸尚可喜怒极，下令屠城。根据各种史料和笔记，可推算出清军在广州城内杀二十多万（不是笔记《橡坪诗话》说的六十多万），血流成渠，积尸成山。广州方园四十里，最终被杀得仅剩七人（《广州城坊志》，黄佛颐）。

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著有《鞑靼战纪》，他这样记载广州大屠杀：“他们（清军）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杀死，士兵们挥刀高喊：‘杀！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最后，他们在12月6日发出布告，宣布封刀。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卫匡国所估之数，只是他眼见耳闻的一个数字。广州周围地区被杀的居民，数目远远不止这些。

值得一提的是，浴血奋战的南明将士中，还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达官兵”。“达官兵”最早是明初归附明朝的元朝残军，其中包括蒙古人、色目人等少数民族。由于其间回回人众多，明朝官方文件就以“达”或“鞑”，称之为“达人”、“达官兵”、“土达”等。死于广州城守最有名的三位回族将领，是羽凤麒、马承祖和之浮这三个人，他们被称为“教门三忠”。为此，明朝遣民诗人陈恭尹曾写诗，专门颂赞为大明死难的羽凤麟：

天方为教本坚刚，受命先朝卫五羊。生死只殉城下土，姓名不愧羽林郎。血流大地终成碧，骨化飞尘久亦香。世禄几家能矢报，为君歌此问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