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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放他乡，回归无望。城里，是不能久留了，呆久了自己都想走。无枝可依的我们，只有东甸子，还算是个落脚处。

正怅然间，忽然女生们慌慌张张地跑了来。梁燕眉冲在前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拽我起来：“呀，你还在这儿没事儿！知道不，工人民兵抓你来了！”

众男生大惊，都站起来四处望。我问：“我怎么了？”

梁燕眉就嗔怪：“你说人家宣传队像猴屁股，旁边有人告诉民兵了。现在来了一伙拿枪的，正到处找你呢。”

关美玲也埋怨：“他们愿意像什么像什么，你说那些干嘛？这可好，惹祸了。”

我愤愤：“他妈的，就是猴屁股嘛！”

梁燕眉急了：“他就是猪头，你也不能说！他瞎胡闹可以，你说就不可以。”

老龚说：“是啊，一帮屯老二，跟谁讲理？咱惹不起，快走！”

我们一行，连跑带颠，直奔了长途汽车站。回头看看，火车站候车室里灯火通明，一群傻逼还在那里掘地三尺地找我呢。

老龚说：“你呀，今天是万幸，要叫他们抓住，非打折你肋骨不可。”

梁燕眉在我身后说：“你往后可别什么都说了，吓死人了！”

小迷糊就笑：“嘿嘿，祸从口出。”

我回头看看。路灯下的梁燕眉美艳异常，因为跑得急，刘海儿都被汗粘住了。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柔情。

到了汽车站，安顿下来，我才感到后怕。想想只有叹气：要是在两年前，这么几头烂蒜，怎么敢动省实验造反大军一根毫毛。如今我们一下乡，大军做鸟兽散，只因说了一句真话，就被这些杂牌军撵得东奔西窜。这工人民兵，有工不干，警察都不管的事儿，他们跟着瞎掺乎，早晚恶有恶报！

从那一天起，我就跟工人民兵结下了梁子。我那时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想到这诅咒后来竟应验了。那年头，警察其实挺和善，从不欺负老百姓，就这工人民兵沐猴而冠，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几年后，在天安门广场他们拿棍子打群众，不让纪念周总理；又在上海想搞叛乱，以卵击石，最后终于作到了头。“工人民兵”这个历史名词，跟着那一帮，一块儿成了臭狗屎。

在这个残冬的晚上，一路躲藏，两次奔逃，真正有了颠沛流离的感觉。上帝捉弄我们这些小孩儿真是捉弄得不轻，昨天还叫你天之骄子，今天就让你适者生存。忽南忽北，怎么说都有理，我们就跟着瞎跑，连一天都没为自己活过。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长途车开了门，我们一拥而上。车窗上蒙着厚厚的冰霜，我们就像一堆冷藏猪肉，冻得直跺脚。这时刻，怎能不归心似箭——东甸子，你就是再不好，也是我们的家啊。

我们成了野孩子，被城市和学校推出来了。曾几何时，“小将”、“急先锋”的名号熠熠生辉，大串联走哪吃哪，工人、干部都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跑，警察也对我们礼让三分。如今没用了，大贬值，成了垃圾，一脚踹出来，“接受再教育”地干活。

但是，野百合也有春天。1969年的春天毕竟是来临了。那一年春，不平凡，中苏在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开打。先是3月1日苏军动了大棒子，3月15日又动枪动炮，打个不亦乐乎。再一件事是林副主席要坐庄，4月初就要开“九大”。广播里除了样板戏，又多了一首歌，叫《满怀信心迎九大》。挺好听，有点儿像前两年的“咱们那个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唉，能高兴的，到啥时候，都是高级老百姓。咱们小知识青年，没啥高兴的，很郁闷！

中苏开打，边境形势紧张了。我们这儿离苏联还远，不是前线，但也没多远。东甸子紧挨着的这条公路，是老百姓的一块心病。当年苏军进东北，就是从这条公路一路向南杀，日本关东军根本挡不住。如今大战要是爆发，老毛子兵还是得从这儿过。乡村里的基干民兵最近都动员起来了，没事摆弄摆弄枪，挣两个俏工分。

我们和刘队长谈形势，他说：“县里传达了，要是开打，苏军坦克肯定从这儿过，咱民兵不能硬挡。让开，占领两边高地打。”

老龚有点儿军事常识，过后，直撇嘴：“民兵拿几杆破枪，不抵烧火棍子，能打人家正规军？再说，你知道公路是要害，人家就不知道？铺天盖地把伞兵一撒，你打谁？”

未来战争，形势不明朗。我们却暗地盼望：打吧，打吧！早打早好。打个昏天黑地，好歹也热闹一场，省得接受这再教育。

林副主席要坐庄，倒是个大喜事儿。媒体轰炸，广播里天天要说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