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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艺伎的死

四月的京都春光明媚，河岸两旁樱花盛开，树木繁茂的山腰也笼罩在一片粉红的薄雾之中。入夜后的丸山公园里，人们在落英缤纷的樱树下畅饮，那古老而静穆的樱树在喧闹的人群中散发着奇异的光辉。

四月也是京都的艺伎区最繁忙的时节。每天下午，艺伎们在先斗町歌舞练场表演鸭川踊，台下总是座无虚席。到了晚上，艺伎服务的茶屋、饭店更是生意兴隆，很多客人不辞辛苦地从其他城市赶到京都，就是为了这里盛开的樱花和艺伎的歌舞盛典。

学生们和年轻的情侣沿着鸭川河散步，朦胧的夜色中，只有河堤上的茶屋投射出点点亮光。鸭川河的景致永远都是迷人的，而这春夜里的花香让人们更加迷醉。茶屋的艺伎和她们阔绰的客人看着堤下的年轻男女，这些浪漫的恋人们在悄然流淌的河岸边信步而行。鸭川河的美景正是先斗町的魅力所在，茶屋的客人为了享受这美景与美人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而那些学生和情侣却可以免费徜徉在这迷人的夜色中。

有些茶屋给包间的客人配备了望远镜，供他们欣赏夜景。也许艺伎会笑着怂恿年长的客人偷看桥下偷情的男女，而年轻的艺伎则会将目光越过客人花白的头顶，凝视着窗外的夜色，贪婪地深吸春夜的空气，心中期望自己也能和心爱的男子漫步在河岸。

1978年4月下旬的一个夜里，鸭川河一如往日的安详静谧。一缕青烟在鸭川河西岸袅袅升起，没有人注意到烟雾在一片木屋中蔓延，而在那片木屋居住的正是先斗町的艺伎们。对于居住木质房屋的日本来说，火灾是最可怕的天灾。凌晨四点的时候，熊熊大火已经摧毁了好几栋房屋。惊恐的艺伎们胡乱套上睡袍冲出屋外，拼命往屋顶上浇水，以期阻止火势的扩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拂晓时分，十几栋房子都被烧成了灰烬，一个年轻的艺伎被夺去了生命。

在烟雾尚未浓烈之前，这名艺伎的妈妈桑以及两个师姐都设法逃出了屋子。可是混乱的人群里，没人意识到这名艺伎仍然身处屋内。三个月后，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其中一位师姐说，她至今都会被噩梦惊醒，梦中总是那名艺伎微弱的呼救声。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到过这呼救声，或者仅仅只是她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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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的家庭

艺伎将茶屋的老板娘称作“妈妈”，对先行步入艺伎行业的艺伎称“姐姐”，这两个称呼都只是尊敬的表示，与血缘无关。而如果一个艺伎提及某个特殊的姐姐，那是指在她举行步入艺伎行业仪式时结拜的那个师姐。

在我为了研究日本花柳界而和艺伎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一个叫做一梅的艺伎成为了我的师姐。当时一梅二十二岁，而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比一梅大三岁这一点丝毫不影响艺伎的家族体系，在艺伎的家庭里，重要的是经验，而不是年龄。我见到一梅的时候，她已经做了四年舞伎——也叫实习艺伎，转为正式艺伎也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作为一梅的师妹，我取了一个与“一梅”类似的艺名——“一疑”。一梅以前没有收过师妹，但是她竭尽所能地帮助我学习艺伎行业里各种复杂的礼仪。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更进一步地完善了自己。起初，当我和一梅双双赴宴迟到时，茶屋的老板娘骂我们是“瞎子领着瞎子走路”。而一梅因为收了我这样一个美国艺伎，也多多少少成了人们谈笑的对象。但是事情最终还是发展得比妈妈桑预想的更好，当我离开日本时，人们甚至认为我带给一梅许多有益的影响。看来，作为艺伎行业的一员，教导一个师妹，哪怕是像我这样古怪的师妹，也是一门非常有益的功课。

我作为“一疑”在先斗町生活了一年，随后返回美国完成以艺伎为题的论文。身在美国的我，非常想念远在日本的妈妈桑和师姐，经常给她们写信或者打电话。偶尔我也会收到妈妈桑寄来的信，还有师姐潦草的附言。我非常遗憾错过了离开日本半年后的一个庆祝仪式，在那次仪式上，一梅接收了一个比我更传统和年轻的师妹。当时，先斗町的艺伎们举办了一场精致的宴会欢迎新成员的加入，妈妈桑还给我寄来了那次活动的照片。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个新面孔，这个新面孔就是绿子——一个天真质朴的绿子，一个正在高中学习古典舞蹈准备踏入舞伎之门的绿子。

成为一名舞伎，穿上精致的刺绣和服，踏上系着铃铛的高齿木屐，这是绿子心中一个罗曼蒂克的梦想。很多人都认为舞伎的生活既陈腐又单调，令人厌烦——甚至有些舞伎本人私底下也是这么想。然而绿子却对即将到来的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