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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②　的一个二等车站。随着火车的启动，长春县兴旺起来，地价年年上涨，金泰洋行的生意也越做越加红火，我家总是有各色洋货由金泰送上门来，所有货品都只收出厂价。父亲说：“这金泰的老板是个真正的买卖人，不忘旧。”如此，我便打扮得俨然日本的贵胄小姐，常常被老师、同学侧目相看。这种有异于一般的感觉，使我很是尴尬，甚至一看见那矮矮的老板亲自带着店员送货进家的时候，便在心里暗骂：“就你们日本人会做买卖，把我们的钱都挣去了！”

是这个精于商贾的日本老板，在我们那还处于农耕意识的环境内，给我上了商业的第一课。

那位与父亲在神案前三跪九拜结为生死之交的木村叔叔，是我少年时最佩服的人物之一，他是满铁东方研究所的成员，讲一口地道的长春方言。他在去长白山腹地考察的时候，（扮做收购珍贵兽皮的中国商人）被当时吉林省境内威名赫赫的女土匪马宅龙所掳。是父亲想方设法救了他出来，他就暂住在我家里养伤。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质学家，十分相信长白山的草药，他全身都是马宅龙用鸦片烟枪烫伤的溃疡。他只许孩子们称他穆叔。他讲起长白山的黑熊，长白山的野猪，讲得十分惊险有趣。他给我辅导地理课，不要说东北、华北、中国甚至是太平洋、大洋洲，不用看地图，三笔两笔便能简捷地画出那儿的地形地貌来。我常常摇撼着他的胳臂，问他是不是真的是日本人，他说，他投错了胎，没投到孙氏门中来。

就是这位穆叔，在日本全面占领东北之后，不畏杀身之祸，暗地里协助父亲和七叔张鸿鹄①　从日本买了军火，支援进山抗日的马占山。

我去日本上学以后，曾小住穆叔那广岛祖遗的农家小屋。穆叔不知被军方政府派到什么地方为他的祖国效劳去了，独子尚志哥哥也已应征入伍，静子婶婶背负着双重离愁也仍然体贴地接待了我。每当黄昏，婶婶把穆叔最喜爱的八重樱（这种樱花开的时间最长）插在穆叔照片前的花瓶里时，婶婶那沉重的忧思捶打着我的心，我甚至恐惧地联想到穆叔又是被无从抗拒的野蛮力量掳了去，折磨得遍体鳞伤。婶婶那妻与母的无垠情绪，向我昭示着战争的残酷，它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

1942年，太平洋战争遽起之后，我们回到了作为华北政权的首府北京，是应丈夫的好友龟谷利一的邀请，到北京帮他办杂志社的。日本军方把这个曾由军管宣扬圣战的杂志社，交给龟谷，希望能办成一个缓和中国读者情绪的民间社团。这个文学气息浓郁的日本青年龟谷，向往把作为社团法人的杂志社办成扫却战争阴霾、宣扬人之常情、化解中日仇结的真正的杂志社。在柳②　的主持下，杂志社出刊的杂志报刊以求知、消闲、探求生活情趣的软目标为主旨，在那中国老百姓以仇恨的眼神无声地佇视驰马横刀的日本巡逻兵的氛围内，杂志社赢得了读者，不仅经济能够自给，且有盈余。龟谷沾沾自喜，以为他真正为日中友好贡献了力量。

就在此时，我以激动的心情翻译了日本名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巨著《母系家族》。这是身受地主蹂躏的母亲，身受资产大亨始乱终弃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女儿为解脱自身苦难所做的诸种尝试。这和我周边女人们的凄惨岁月何其相似。不同地域的我们，正以相同的心态探求着妇女的幸福之路。《母系家族》在《妇女》杂志连载后，我收到很多读者的热情来信，对书中的女主人公寄与了理解与同情。

龟谷的沾沾自喜，瞬间便被操刀者的手捏得粉碎，他以志士的胸怀承担了对“大东亚共荣共存”宣传不力的所有罪由被送回了日本。杂志社交由积极为战争效劳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接管。这本意料中的事，来自战争叫嚣更其猛烈的特定时期，完全顺理成章，龟谷以自身的血肉之躯荫庇了柳及其他杂志社的重要成员。这是个正人君子，我只怕龟谷和我的穆叔一样，从此便杳如黄鹤，没入云烟，只余青冥九天了。

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柳却为一桩喜事遮掩不住兴奋之情。他在早稻田大学上学时的一位棋友（当时是日本驻华北占领军的军法处法官）竹内义雄，在两人对弈之余，告诉柳可以结交一位文学青年，这需要办法更需要侠肝义胆。竹内所说的文学青年，就是70年代名噪神州的电影《归心似箭》的剧作家李克异。李是西直门车站爆炸案所逮捕的嫌疑之一。日本军方认定那起爆炸是土八路搞的，抓了很多人。交由竹内审询，经过唇枪舌剑的交锋，竹内欣赏起李克异那一往无前的精神和那优秀的文学素养来，不愿意残害这样一个人类菁华。几经周折，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