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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人画廊里只不过是几个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评论家们把她们提升了，说从她们的抗争中，隐藏着人对人性的觉醒，这实在是过誉。我写她们的当时，并没有完全觉察到封建意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巨大比重。那个宝爱我的慈父，使我铭记在心的教诲是前进是如何民富国强。在他主宰的大家庭中，在东北大地吹拂的拓荒风中，我家里的尔诈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没能体验过更甚的扭曲，我感觉到的只是浮光掠影。我所塑造的女人，跟着我的感觉走，只不过是表达了表层的控诉。

不过，说心里话，在“南玲北梅”并称的时间段，我并不欣赏张爱玲。

我这个20岁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谁说怎样怎样抗敌，我便心向往之，竭尽全力以赴；谁说怎样怎样救国，我便心向往之，竭全力以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流苏是我熟习的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享受荣华富贵的我的大姐们，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灭了人性的恶婆。张爱玲铺陈的使女对话、男女调情，我在钦佩她的独特风格之余，便是惋惜，惋惜她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其实，我当时渴望的轰轰烈烈，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一种少年痴情。

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稍稍懂得了财富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

而今，张爱玲带着她的冷隽之爱走了，并称的我却仍滞留在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间。我渴望与她对谈，说说姐妹之间才有的悄悄话。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傥的男士推荐给她，免得她在汽车旅馆里，独自伴着流徙，与孤寂相随、与跳蚤相斗。

望着纯净的蓝天，望着携带遐思的行云，我这个“北梅”说给“南玲”的心里话是：“女人的环境在逐渐改善，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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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我

《幸存的一粟》（山东画报版）作者成幼殊走进我的生活，我惊喜参半。她那不一般的家世、圣约翰大学的学历、显赫的外交官生涯，都使我产生了距离感。这是因为我心中有个挥之又来的阴影，我曾被划为“敌人”的定位，捆缚着我的神经，总是不知不觉间，对“官”兴不起亲近感。这当然既可笑又可悲，我正在极力洗涤，成幼殊的信和诗，给我的是一帖清洗剂。

我和成幼殊，算得上是同一年龄段的人。那个时间段，积弱的国家在探索，青年在选择，中华民族传统的士子情怀，使得我们都怀有报国的激情，选定了马列主义，走过了跌宕的大半生。相对来说，她是幸运的，她生命中的挫折，是涟漪。而我遭遇的却是惊涛骇浪。如今细想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它使得我这个自小锦衣玉食的女儿接触到了民族的苦难，懂得了脚下的大地是负荷着多么沉重的过往，而我当年又是个多么莽撞的黄口孺子。

幼殊的诗印证了我的世界，她说：

声声的小妹，是在呼唤着谁家的小女儿？

我认为，这也是对我的呼唤，是时代是祖国呼唤着幼小者的我们进入社会。她在《羚羊篇》中写道：

年轻的岁月，是一匹羚羊，沾满残露和草香的蹄声，从远远的谷底走过来。

这是群非常单纯的小生命，残露和草香滋养着他们成长，诗人接着问了：

“小羚羊，你怎么办？”

“小羚羊摇着毛茸茸的长耳——哪里去呢？”

这完全是幅怡眼的画图，小羚羊在思索，在选择。

诗人说：

父母赋予我的生命之火，春风将它吹燃！

这春风是思想的力量，小羚羊找到了理想哺育的队伍，唱出了雄壮的队列之歌，请听：

像狂风吹过死寂的森林，我们的脚踏过荒野，枯草便会笑着变青。

多么意气风发，能使枯草笑着变青的队伍，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摇着毛茸茸长耳的小羚羊，成长为革命的斗士，圣约翰大学的民主、自由的气息，拓宽了她的思维广度，小羚羊得到了读书的自由，得到了时代的恩赐，而亲爱的姐妹们却仍然生活在桎梏之中，姑娘极想呼唤，极想高歌。于是，写出了这样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