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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该怎样称呼您？

问他，李师长指着身后的卫兵，他叫我什么，你就叫我什么。信没写完，你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的。

用张干净纸，把它重新誊一誊。战斗英雄的遗书，至少要有头有尾。好不好？

好的。

李师长想，这个小姑娘怎么一点儿都不罗嗦？小小一个人，倒是很懂事的。到底是肚里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时，眼睛没了原先的寒光。他见这个姑娘两眼平直地看着他，身体也不扭怩作态。好大方的一个女孩。读了书，就是见了世面，见了世面，人就这样大大方方。

那我誊写完了，明天给您送去。

他转头对卫兵交待：你明天去接她一下。又对我母亲说：写个地址给小赵。�

我此刻与便衣福茨对答如流，背诵着上次给那位大脸蛋便衣的回答。区别是这回是讲中文。估计他们是想用两种语言折腾折腾看，是否能让我露马脚。我牢记我母亲的话：在任何情况下，能讲半句话绝不讲一句。

理查·福茨对于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有种年轻的猎奇心理。那猎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脑中引发的活跃过程，类似我曾经的朋友们在谈论通奸时所焕发的年轻活力。一个人能有如此强烈的猎奇心，是年轻的表现。我和这便衣年龄相仿，我却没有那样年轻的猎奇心了。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点猎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还有就是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便衣。阿书要和眼前这位英俊便衣来一场情爱遭遇的大胆假设，假如她真那么英勇地重现那假设，对我的猎奇心可能会给予一些满足。不然这张五官端正的亚利安种面孔不是挺浪费的。

“你的父亲把你送到军队，据说是走了后门的？”

“是。阿书告诉你的？”

“他并没有开后门送你的哥哥们去军队？”

“没有。”他们不必走后门。他们符合走前门的条件。

“是不是说明，你父亲和你关系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谈政治局势——比如说你们党中央的某一号文件？”

“什么都谈。”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的；比如政治。时局、国际上的大事，戈尔巴乔夫，父亲都会跟我谈。他何必浪费我这样一个最体己的谈话对象呢？

“他的政治观念偏左还是偏右？”

“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观念影响你呢？”

“放心，谁也影响不了我。我们这代人——受教育初期赶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油盐不进。”

便衣理查笑起来。然后兴冲冲抓起笔，写下四季豆。总算在中文表达上添了一点色彩。

“你父亲把你送到军队，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军人？”

“他没什么希望。在我们中国，一参军，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听从安排。”你实在缺乏基础知识。

“噢，很遗憾。”我不知他遗憾什么。

“你父亲为你参军走后门，就是说，他在军界有不少朋友？”

“对。”

那是我母亲的关系网。她与父亲的熟人们相处得比我父亲跟他们熟络得多，也自然得多。无论我父亲得意、失意，她都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这是她高明的地方，从来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然她一个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远大的我父亲。�

我母亲回绝了刘先生的约请，中午便心稳稳地等待卫兵小赵。她在上午向刘先生打听了鲁迅是什么人，然后到街上的书铺买了那本叫做《呐喊》的书。读了两个钟头，她没有读出任何头绪。无论如何，李师长要问起她，她不会对此书一无所知了。

果然李师长在她和他第五次见面时问起她晓不晓得鲁迅。

她说她当然晓得他，他的书都很深呢。

他点点头，眼里有一丝欣慰。似乎他发现原来不只他一个人读不透这个鲁迅。

这时候我母亲已经常来李师长的办公室，替他抄写文件。她发现有些文件是秘书写的，写得蛮整齐。偶尔有一两行，被一枝红笔划掉，或添加了一些字。文件大多是在大学、中学做报告的讲稿。介绍解放军的传统，介绍某场战斗。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是向上级汇报工作。

我母亲抄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