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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与洪福堂共事。

果不期然民国十八年1月1日，南京政府召开“国军编遣会议”。《中央日报》发表评论称：北伐完成之际，国民革命军实际已扩充至八十四个军，三百个师，兵员总数超过二百二十万人，而东北、四川、云南等地方军队尚未包括在内。彼时国家年度收入总额为四忆五千万圆，但须逐年偿还满清和军阀政府留下的外债一亿圆，实际可资用者大约三亿五千万圆，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于军费。“中华民国意在军队国家化和削减军队及军费的决策，无疑十分正确。”蒋介石也在国军编遣会议上发言：“军费占了全国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国家是一定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象灭亡了一样了……现在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了十分之八了；我们国家就是不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把国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然而，蒋介石在上面说，下面听者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王宠惠、吴稚晖、朱培德、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都昏昏欲睡，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部队在裁撤之内，能有多大余地。当时的军队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军将领中，军阀的派别仍多有承袭。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各派系都加紧活动。

邓世耀派吴一甲就邓世荣等国民党###意见，跟冯说了，冯还不在意。在当时，包括冯在内的各派系都觉得蒋按集团军编制改编部队，没有不妥，顶多蒋只能控制八个编遣部队中的四个，但是，邓世荣从内部渠道得知，蒋派压力很大，势必要清除冯、阎、李等派系。等到蒋介石宣布成立编遣委员会，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后，邓世荣即告之邓世耀，称蒋之决心已定。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都收归中央。将由国民政府下令，正式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吴一甲立即电告冯，如若按此办法，冯只能就任国民党部委员，势力将荡然无存。

会议开到这个时候，冯跟阎、李通气，两人也觉得甚是道理，才顿时醒悟，自觉上了蒋介石的圈套。但是进行程序大纲已经制定，更改已无可能，阎、李一时成了哑巴，取消极抵抗态度。冯玉祥即召吴一甲面商对策，吴说莫如提议暂不编遣，以拖延时间，或可以后图战。于是第二天，冯提出动议：“现在刚刚打完仗，应当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冯的动议赢得一片赞同声。蒋介石眼见一时难以使各实力派就范，只得同意暂不编遣。十八年1月26日，编遣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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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黄天明赴上海散心。邓世荣盛情款待他，　“编遣会议，总之是一个大失败”，黄天明说：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受中央军压力，既不对4个集团军实施平均裁军，也不是第一集团军先裁军，而是编遣军队只遣他人，裁撤兵员，只裁他人。蒋介石的裁军充分暴露了中央派系的盲目坐大，野心膨胀，妄图以武力逼实力派就范，要冯、阎、李交出兵权，蒋自己则把军队作为实施党内独裁的本钱。黄天明则说：蒋介石为人相当复杂，他一方面想与各派军阀和平共处，甚至多次提出下野来避免军阀战争，但是在中央军的野心膨胀、磨刀霍霍之时，他没有在正确的时间以退为进，而是顺从手下通过编遣军队的办法来达到削弱和消灭异己、扩充自己力量的目的，这充分体现了他是军人的本质。邓世荣则笑着说：在党内###的反对下，中央军不仅没有达到编遣呼派的目的，反而激化了各派新军与蒋介石的矛盾。黄天明也点头称是：辛亥前，因谋炸清摄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卫，自武汉政府并入南京后，一直在各派系中活动，或可以借其号召力，成为反对编遣的借口。邓世荣说：冯、李、阎诸部军队众多，打也是编，不打也是编，莫如打中求编，使中央军知难而退，或可全保。只是以汪为主，恐其反复，不得要领。黄天明叹惜道：临时抱佛脚，无善始善终之意，终非合作之对象。邓世荣安慰他：王建光当然知反不过是试试中央军的锐气，但是以情报人员的作用，绝不可使好战之军人，轻视之，如各派谙哑无声，情报部门与保密部门早晚在裁撤之内。黄天明说：王建光提出安抚各派条件，放在蒋公案头，不知何日可批照下来，中央军不付出血的代价，是不会知难而退的；再说湘军另一重要人物李汉如也表示，面对即将编遣的命运，他全力支持部将以死抗争，以争取党内支持。

十八年2月21日，为北伐作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