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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莱因打来电话，说元首只简单地评论道：“在全面战争中，仅靠这种冒失行为终将一事无成。”

希姆莱十分困惑，不敢继续下去。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恐惧占了上风。他决定不与贝尔纳多特扯上关系。当施伦堡打电话说伯爵刚刚从瑞典到达时，希姆莱说，他“忙于”维斯杜拉河集团军的反攻，没时间见任何人。但是施伦堡再次指出了这样一次会见将带给帝国元首巨大的个人利益。希姆莱很少能抵挡住施伦堡的劝说，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见伯爵，但坚持要采取一个预防措施：施伦堡应以某种方式劝说里宾特洛甫先会见贝尔纳多特，这将可以阻止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

施伦堡“走漏消息”说，贝尔纳多特与希姆莱的谈判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帝国元首有可能做成一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把德国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计谋奏效了。次日，2月18日早上，里宾特洛甫召见了克莱斯特。“贝尔纳多特伯爵正在城里，准备会见希姆莱。”他语带责备地宣布，并说希望尽快与伯爵谈谈。

在瑞典公使馆，克莱斯特碰巧在大厅遇到了贝尔纳多特，对方答应与里宾特洛甫见面。不过，在那之前，伯爵与卡尔登勃鲁纳和施伦堡有一个约会，是帝国元首定下的约会。希姆莱仍旧在等待着，想看看在自己行动之前，里宾特洛甫会做些什么。

贝尔纳多特被载往卡尔登勃鲁纳在柏林郊区奢华的住宅。伯爵既优雅又朴素，既天真又世故。他的父亲是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潇洒地穿着自己非常有个性的红十字会制服，手里拿着一根似乎与生俱来的手杖。不过，在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上，他却穿着童子军短裤，精疲力竭地靠在一棵树上。一些朋友相信，他的美国夫人，从前的埃斯特尔·曼维尔，教会了他如何自嘲。

对于眼下的使命，他格外称职。尽管他绝不是个知识分子，却有一种更为宝贵的品质：杰出的判断力。在谈判中，他从不妥协。他可以连续几小时进行谈判，而仍不失其出众的幽默感。而如果情势变得紧张，他便开始讲故事。不过，也许他最为可贵的优点是，单纯地渴望帮助不幸之人，以及坚定地相信几乎每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正直的，可以劝说其去做正确的事。

卡尔登勃鲁纳礼貌而略带冷淡地给客人奉上了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和杜博尼酒。伯爵态度自若地接了过来，心中暗忖，这肯定是从法国抢来的。卡尔登勃鲁纳冷冷地用质问的眼神盯着他，问他为什么想见希姆莱。在眼下这么关键的时刻，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非常困难。不能由他转达伯爵的消息吗？他又点燃了一根烟——他一天要抽四包烟。他那被尼古丁熏黄的相对短粗的手指，让挑剔的施伦堡想起大猩猩的手指。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10）

“你的行动是否有官方的指示？”卡尔登勃鲁纳问。

可以理解，贝尔纳多特想与希姆莱直接进行谈判，因此决定尽量少向他透露内情。“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仅瑞典政府，而且全体瑞典人民都赞同我刚刚所简述的观点。”

卡尔登勃鲁纳说，他痛惜当前的形势，希姆莱也是如此。希姆莱非常急于在两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为了防止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比如扣押人质。

“如果瑞典也被拉进反对德国的战争，”施伦堡指出，“这对德国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伯爵立刻对间谍头子的绅士风度留下了很深影响，认为他更像一个英国贵族而非德国人。施伦堡同样也对伯爵印象深刻。他面前是一位国际舞台上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有了他作为联系人，也许，对恢复北欧的秩序特别感兴趣的瑞典，就可以被说服去调停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和平。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卡尔登勃鲁纳问贝尔纳多特，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伯爵建议，应该允许瑞典红十字会到集中营去工作。让他意外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不仅点头同意，并且还说，他“非常赞成”贝尔纳多特直接与帝国元首会面。一个小时之后，公爵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谈起了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听对方讲话：自从他在暖暖的炉火旁坐下，外交部长便滔滔不绝地演讲了起来。贝尔纳多特很好奇，想知道他能讲多久，于是偷偷按下了秒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