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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衡》是东汉前期王充用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他一生反封建神学斗争的结晶。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卒于家，终年70岁左右。

王充的一生是在忧患中度过的。他出生于“细族孤门”，8岁进学馆学书法，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太学求学，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学习。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大约在32岁左右，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后王充返归家乡，先后担任上虞县功曹，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五官椽），因与长官、权贵不合，遂“废退穷居”，作《讥俗节义》、《政务》之书。后归乡里，以教书为业。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届花甲的王充到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郡避难，应刺史董勤之召，到州里任从事，后入为治中（州刺史的助理）。材大任小，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罢州家居，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乃作《养性》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王充晚年“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处境凄苦。

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这一时期，豪族门阀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思想上则以谶纬儒学作为统治工具。他们全盘继承了从汉武帝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官方神学思想体系和西汉后期大肆泛滥的谶纬迷信。光武帝刘秀“尤信谶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他以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宣布做皇帝，并提倡以图谶来决疑。光武末年，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凡“名应图篆”者，都可以高官厚绿。明、章二帝继之大力提倡，遂使谶纬之书遍布天下。当时流行的纬书有《河图》、《洛书》、《七经纬》、《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且都称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是自初起到孔子9位圣人推演出来的。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在洛阳主持召开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参加的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对谶纬迷信和儒家经书的合流，作了全面总结。现在传世的《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就是这次会议辩论的结果。它是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延伸和扩展，是对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集中论述，也是集汉代儒学之大成的官方法典。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知识分子则与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桓谭首先向光武帝刘秀提出治国应“以仁义正道为本”反对以“奇怪虚诞”治世的主张。由于他极言“谶之非经”被刘秀斥为“非圣无法”，险些被斩首。继而王充也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凡认为是虚妄的东西都一一进行批判。

王充一生的著作除《论衡》外，目前所知的尚有《六儒论》、《讥俗节义》、《养性》、《政务》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了。现存《论衡》有85篇（《招致篇》存目佚文），与《后汉书·王充传》的说法吻合。但王充在《自纪篇》中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晔写《后汉书》时仅可见到85篇了。王充死后，《论衡》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以后辗转流传，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论衡》见于著录较晚，《隋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卷，可能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缘故。自此以后，见于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论衡》在宋代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