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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行二十多天，抵新加坡。上岸以后，四顾茫然，他决定先找商务印书馆。但他并不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地址，坐在洋车上心里默祷：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便是“开市大吉”，否则，便算“玩完”了。事情竟然这样巧，商务印书馆就在这条街上。经理包先生客气地接待了他。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包先生又把他介绍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黄曼士先生。黄先生为人热情，虽然也没办法给他找到工作，但他们却建立了友谊。最后他到了中华书局，经理徐采明先生把他介绍到离街市十多里的华侨中学。这个学校正缺国文教员。有了事做，心落了实。他从学校支点钱，买条毯子，留晚上盖；又买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风味”。赊了部《辞源》，“教书不同自己读书，字总得认清了”，生活虽然拮据，教书应当是照样的认真。他经历的这一段生活，对于一个已经出版两个长篇的人来说，近于一种奇遇了。

老舍在新加坡生活了近半年时光。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

美丽的新加坡给他难忘的印象。这里白天天气热，然而教书是在早半天。吃过午饭就可以休息，六点钟落太阳，天气转凉，晚饭后可以继续工作。一天早、午、晚三次“冲凉”，在自来水龙头下，灌顶浇脊背，也是颇为惬意的事。有时，阵雨过后，树木绿到不能再绿，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林子味儿。这在刚刚离开喧嚣、繁华、市俗的伦敦的老舍看来，简直是到了一个近于“仙境”的地方。在很久以后，他曾经这样深情地回忆新加坡：“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爱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颜色，这片颜色常在梦中构成各样动心的图画。它是实在的，同时可以是童话的，原始的，浪漫的。”（注：《还想着它》。）

不仅如此。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打开了老舍的眼界，他看见了一片新天地。东方弱小民族革命意识的觉醒，使他十分激动。新加坡是英属殖民地。这里聚居着数量众多的中国华侨，也有印度人、锡兰人、马来人；这些不同种族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共同参加开发新加坡的事业，也一起承受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他生活在这些人中间，特别是生活在华侨中学的学生们中间，感受了他们的革命的情绪。他说：“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他们是很浮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注：《还想着它》。）

老舍看见了中国华侨在建设美丽的新加坡的事业中的勋劳：“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注：《还想着它》。）老舍从这些华侨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中间潜在的伟力。“我们伟大。”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注：《还想着它》。）对“真有劲的中国人”——垦荒、造屋、捕鱼的赤脚的劳动人民的崇拜，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老舍思想上得到的这一点认识，是他在新加坡所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思想感情上的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这突出表现在作品主题的把握上。本来在来南洋前他已经开手写作一部叫做《大概如此》的长篇。他自己讲：这部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情节的中心是写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的救了富女的，两个人发生了恋爱。结局是，男的堕入情海之中，女的却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老舍“不满意这个题旨”。这部小说“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到了新加坡，由于新思想的激荡，他“看不起这本书了”，决定停笔。（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