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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线学兵连是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要知道这特殊产物的由来，首先要了解那个特殊时代。

二战后，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的冷战。当时华沙条约集团代表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后，无可选择地投入了其怀抱。于是，就有了朝鲜战争。朝战后，美国对新中国实施封锁。从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到泰国、越南、老挝，对中国形成了半个包围圈。没隔几年，中国和苏联老大哥又因意识形态之争关系交恶。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开战，又使中国周边增加了苏联和印度两大敌对国，中国已处于被全包围之势。尤其一九六九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更使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其时，中国国内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文革实灾难。国际上，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耽耽；美国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正大规模派兵，意欲全面剿灭“红色”。为了备战，中国不得不实施大三线战略（一线指沿边沿海、二线是大中城市及平原人口密集区，三线是西北西南等山区腹地），大批军工企业纷纷内迁。许多大的三线建设项目，均为实施此战略而展开。如，当初修建成昆线的最迫切任务，是开发攀枝花的钢铁资源。而修建襄渝线的最直接目的，是为筹建位于鄂西北山区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后来著名的东风汽车公司及百里十堰汽车城），铺设一条连接中国西部最大军工基地重庆和中原腹地汽车城之间的运输大动脉。并且这条铁路大部分穿行于崇山峻岭的隧道间，特别适合于备战。

美国长期的封锁、禁运，苏联的停援、逼债，加之新中国又灾祸不断（人为的和自然的），那时的中国，真可谓贫病交加，内忧外困。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仍顽强不屈，不向任何敌人低头。毛主席准备在中国的国土上，与新老帝国主义展开一场决死之战。于是，就有了“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的战争总预备。但与两个敌对的世界超级大国比，中国实力相差实在太远了。在那样贫困的条件下，要备战，只有实行全民总动员。于是，就有了那时特有的历史壮景：无论建工厂，建学校，修铁路，修公路还是筑水坝，以至于修基本农田，全是人海战术。那时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只有人了。

对于组织和发动群众，毛主席有着丰富的经验。那时是真正的全民皆兵。无论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师生，机关的干部还是农村的社员，全是民兵。甚至工厂的车间、班组、也以连、、排、班相称。学校同样，如，一个年级称连，一个班级称排，学习小组是班。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昔日的同学聚会，许多同学见面还会问：“你当年是几连几排的？”“三线学兵连”的称谓也由此而来。

“学兵连”的正式名称是“学生民兵连”。以区别于当时同去三线的各县、市由农民兄弟组成的民兵团、营、连。“三线学生民兵连”全来自陕西省各大中城市的六九届、七○届初中毕业生，年均十六、七岁，是当作补充劳力缺口的辅助劳力被派往三线的。由于年龄小，陕西省革委会决定，学兵连全部交由铁道兵管理，编入铁道兵各部队，成了真正的不穿军装的兵。只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些被当成辅助劳力而补充去的年轻学生，竟成了襄渝线上各部队里最能战斗的生力军。

无可否认，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就更显精神力量的重要。当年的红军长征，可算是典型的范例。那种可歌可泣的精神，也在这些学兵身上得到发扬：他们不计报酬、甘愿奉献；忍饥挨饿，却乐观向上；艰难困苦，仍奋斗不息。从那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时代的特征。那时代特征，也多少会在那代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且，在那场实力悬殊的军备竞赛中，中国竟以这种原始特色，抵御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恐吓和威慑，为日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奠定了牢固的国防基础。

当然，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和为适应特殊环境而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也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人性的扭曲。如：要求人绝对的忠诚，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摈弃个性，迎合政治；以及为了理想，绝对无我等。尤其是当年正值文革中，一些原本正确的事情，也被“左”到了极致，更使人难辩真伪，难判对错。何况我就是从那时代过来的人，我虽想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当时的历史场景，却可能由于时代特征烙在我身上的印记，而达不到真正的真实客观。我只能尽力而为之。尽量客观地勾勒出那时代的某些片断，供人们思索。

事情已过去整整三十年了。而我与铁道兵的渊源，远不止三十年。一九五三年，我就出生在铁道兵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