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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　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为端正，品德无私，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日无惕，若厉，无咎。”　“弗虑无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人君应该勤勉自励，疏懒豫怠则将一事无成。朱棣本人是个勤奋的皇帝。他于此体会甚深，他说：

夫祸乱生于怠豫，而治康本于自强。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须臾踅息，则非勤励。大禹勤劳，功覆天下。文王勤上，福被子孙。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能力，可以有功。……勤则不懈，不懈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各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中国的儒学政治家、思想家们，设计了一个和谐、美妙的蓝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百姓被他们描述成家庭关系，君主是大家长，人民便成了子民。这大家长不仅有权役使其子民，征其贡赋，而且有保护他们的义务。统治阶级既没有无限地压榨、剥削，被统治阶级也没有无休止地反抗。他们之间是协作的、谐调的，其所做所为均是有节制的。朱棣承认、宣传这一主张。他说：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明智的统治者明白，民众是国家根本，是政权的支柱，是财富的来源。使其饱暖，缓其徭役，保民爱民，即所谓施仁政，是巩固统治所必须的。从朱棣所引述的历代言论看，所谓仁政还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

（一）施仁政则得人心，得人心则得天下。

《圣学心法》引《书》禹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引《大戴礼记》曾子曰：“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

（二）剥削榨取留有余地，则民乐而从之。

《圣学心法》引《礼记》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说的是田猎犹须留有余地，切不可竭泽而渔。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术：“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　何为不忍？何为仁政？《荀子》有更具体的解释：“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　开创了唐代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对于过分的剥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死。”给百姓留有馀地的唯一目的是整个社会秩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不为盗。”

（三）历代君主自命为天下的主宰，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负有安养百姓的责任。这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点传统。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他们担负着部落的生产、生活的管理责任。由于他们的劳绩，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得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被后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这类人物。后世君主以圣人自命，动辄称“法先王”，实是以最优秀的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者相标榜。

饥民之所饥，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组织管理国家和百姓的生产活动。如果没有有效的生产活动，不仅民之饥、民之寒无法解决，一个国家也难以维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生产、社会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他们不仅有权取财于民，也有义务使百姓衣食饱暖，维持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整个国家得以运转。

朱棣曾说：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馀则用不乏。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说的是取财有道，不能过分掊克，以致伤民之心。然而财自何来，只有一途，那便是发展生产。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水利工商置于要务，不如此，则无以立国。

永乐二十二年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