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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永乐元年四月乙丑，赐书楚王祯曰：“别来恒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于贤弟岂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馁，安养休息，方在此时。故即位之初，首诏天下不急之务悉皆停罢。今后宫为建文所焚，东宫亦皆折毁，而未敢兴造。贤弟幸体朕意，府中宫室损坏者，姑用护卫之人随时修葺。俟民安岁丰，然后量拨军民为之。如此公私两利矣。贤弟又云，欲令左护卫军屯种以赡岁用，正合成法，具见远虑之意，宜早图之。

限制急征，缓民之困。例如：

永乐元年冬十月辛酉，户部尚书郁新等奏：“湖广今年夏税过期数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县皆当罪之。”上（朱棣）曰：“赋入有经制，人耕获或先后不齐，地理亦有远近之异，未可概论。任人长民，当使之察其难易而顺其情。虽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当急责于民，急责必至乎病民。其勿问。第更与约限，令民输之。”

又如：

同年十一月庚辰，松江府奏所属华亭县征收秋粮过期不完，请罪其县官。上（朱棣）曰：“今年苏松间有旱劳，秋粮固难卒办，县官职在抚字，不得辄以此罪之，再与期限可也。

减免赋税，恤民之艰。例如：

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免河南陈州今年租税，以淫雨伤稼故也。

又如：

永乐二年五月丙辰，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言：“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朱棣）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俟丰岁百姓复业，商贾通行，然后徵之。”

发钞发粟，赈济灾民。例如：

永乐元年三月戊子，户部言河南开封等府蝗民饥。命以见储麦豆赈之。

又如：

同年三月甲午，北京、山东、河南、直隶、徐州、凤阳、淮安民饥。命户部遣官赈济。本处无储粟者，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

兴修水利，除灾利农。例如：直隶苏州一带仰仗钱塘江、吴淞江、娄江之水利。后因沙土雍塞，江水失控，旱时百姓坐视禾苗枯槁，泄时坐视垂成之禾淹没。朱棣即位不久即因民所请而治之。　永乐元年更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赴江浙诸郡治水。　厥为明初之一件大事。

重点开中，徵集军粮。例如：朱棣甫即位时，北平各卫乏粮，便命户部悉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

创定赏罚条例，发展军屯。例如永乐二年，朱棣颁屯田赏罚之法，第二年，将其法甩红牌刊识。后又规定，官军种植样田，每岁终赴京较其所收多寡而赏罚之。

照理说，朱棣如此爱民恤困，孜孜治理，国家应该大治，百姓应该丰足了。其实，永乐年间的国计民生远远不如人意。朝廷的雨露沾被是极为有限的。况且，以明帝国版图之大，每年都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发生灾害。仅就《明实录》记载进行统计，自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在位期间，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就达二百七十六起之多。其中大多数灾荒为朝廷所了解，并给予了赈济或减免赋税。然而有些灾情却为地方官员所隐瞒。永乐十年六月甲戌，朱棣对臣下的这种做法曾加以申斥。他说：“朕为天下主，所务安民而已。民者，国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责也。故每岁遣人巡行郡邑，凡岁之丰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饥，有司不以闻，而往往有言谷丰者。若此欺罔，获罪于天。

朱棣曾经下令在外有司官员赴京朝觐时，要报告民间利病。但来朝官员却往往不把地方实情上报，而“率云田谷丰稔，闾阎乐业”以取悦于朱棣，盖朱棣亟欲跻身于圣主明王之列，甚或要超迈千古列圣，他所乐于听的就是“田谷丰稔，闾阎乐业”这样的话。臣下之隐瞒实情，实朱棣有以致之，反之，当他了解到民间并非“田谷丰稔，闾阎乐业”时，他又一定要表示出不满和■责，唯此，他才会显得更加圣明。永乐十一年正月，山西发生饥荒，来朝官竟对山西饥民食树皮草根的惨状只字不提　。永乐十六年七月己巳，朱棣降敕切责陕西布政司、按察司，同样是因为他们隐瞒灾情：“比闻陕西所属郡县岁屡不登，民食弗给，致其流莩。尔等受任方牧，坐视不恤，又不以闻，罪将何逃！”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朱高炽自南京入朝，路过山东邹县，他目睹了当地的一次饥荒：“见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实者。驻马问所用。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皇太子恻然，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