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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摧毁。7月27日上午，江西省南昌市洗马池大旅社会议厅。周恩来、恽代英、彭湃、李立三等5人排除陈独秀的干扰，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这里成立中共中央临时前敌委员会，并决定乘驻防江西的朱培德第3军部队多集中在漳州，南昌空虚之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以时驻九江的叶挺第24师、贺龙第20军、蔡廷锴的第10师为基本部队，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当夜，聂荣臻、贺昌、颜昌颐3人即化装成商人秘密抵达九江，把临时前敌委员会的起义决定逐个通知叶挺、贺龙等人，要求各部队紧急向南昌开进。

周恩来特别嘱咐聂荣臻：“在叶挺第24师，有一支由各地清党中历尽艰险逃出的黄埔学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建的教导大队，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党部全体执委甘竹溪、邹今海、陈葆华、周仲英、李永光、尹沛霖等自广州来汉后，现也逃到九江，让叶挺一定要好好保护，并把这个教导大队和这批同志带到南昌。这是我们党所剩下的难得的宝贵财富。”

就在这几天，九江码头、南浔车站以及上海、南京、合肥、广州、长沙、武汉等地连接南昌的水、陆交通线上，接获中共中央临时前敌委员会和各地未遭破坏之地下党组织通知的黄埔各期学生、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日夜兼程，络绎不绝，直奔南昌而来。8月1日，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黄埔校军，这支本来为了统一中国而建立的革命队伍，反而分化为渐行渐远的南北两极；黄埔军人，他们曾经同窗共读，并肩作战，同仇敌忾，最终却因政治歧见而分道扬镳，干戈相向，上演了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的“连续剧”。

始于军校的“党争”延续

黄埔军校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成果，最大的价值在于培养了中国革命的军政人才。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因为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希望，而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许多黄埔学生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随着两党的彻底决裂，不得不从同学变成敌人。

1926年任教育长的邓演达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第5期全部学生奉命开赴南京，8月15日在南京小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大操场举行毕业典礼。本期第3、第4、第5队学生因在武汉执行警戒任务，未能回南京参加毕业典礼，其余在南京的第1、第2、第6队共1480名毕业生在典礼仪式上宣读誓词：“要勇敢，要忠诚，须廉洁，要牺牲。统一意志，亲爱精诚。继续先烈遗志，发扬黄埔精神。铲除共产党余孽，消灭军阀专横。为人类而奋斗，为党国而效忠。实现三民主义，促进世界大同。”从这誓词中的“铲除共产党余孽”可见，这时的黄埔军校已经公开把反共的口号写在自己的帅旗上了。至此，在黄埔五期生的反共宣誓口号声中，黄埔军校变成了蒋介石“一党治校”的反共基地。

也有些黄埔师生试图不卷入国共两党的政治漩涡中，想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来。1929年秋，上海杨树浦一条小巷里聚集了一群失魂落魄的黄埔生，他们先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有黄雍、许继慎、余洒度、董朗等，多数都是黄埔军校的第1、第2期毕业生。在谭平山的指引介绍下，他们找到了从德国回来的邓演达。谭平山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党内严厉批评，于失意中脱了党。在邓演达的倡导下，流散在上海的黄埔生，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由余洒度、陈烈、黄雍等负责。不到半年，就联络上了广泛的黄埔同学，其中有手握兵权的陈诚、周至柔、罗卓英等人，一时间影响遍布全国。这个完全不同于国共两党的组织，被人称为“第三党”。

这个“第三党”组织在军事上虽然有相当的力量，然而没有政治理论，没有领袖核心，还处于地下状态，注定自保时连自保都不可能的结局。这样一个乌合之众的小圈子，后因举事不当，于1931年夏被蒋介石很快一网打尽，所有参加活动的黄埔生，全部押往南京。不过，在蒋介石的眼里，黄埔军校的学生在政治和主义上只要无所求，还是可以为自己所用。于是，他大度地宽恕了所有学生，不仅不惩处他们，反而笑着说：“你们是学生，过去的错误不在你们，而在我校长。你们回来了很好，一切重新来。”临走时又送衣物又送钱，竟是“宽厚有加”。走到这一步，这些黄埔生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在邓演达倡导下建立的黄埔军校中间派“黄埔革命同学会”，其成员被蒋介石全部逮捕后，原来的联盟纷纷瓦解。蒋介石的“宽宏大量”，使得那些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的黄埔学生只能表示“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