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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的明星杂志。

在学校，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她插班到东北中山中学之后，她所在的那个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男同学的学业开始上进了，不修边幅的，开始偷偷地搽起雪花膏，原来粗野的开始变得文静了……

赵淑侠正值如花似朵的年华，天生玉质，同学们无不认为她是学校唯一“漂亮得惊人”的“美丽女神”。在她那个班的教室里，第一二三排的左边计有五个女生，共同组成一片绿洲，而赵淑侠则是绿洲中的鲜花。鲜花总是惹人喜欢的，不少同班、同年级和高年级的男学生都暗暗倾慕于她。可是，赵淑侠拒人于千里之外，谁也接近不了她。当时她的作文最好，每每作为范文贴堂或朗读，受到老师的夸奖。赵淑侠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神秘无比。但总有大胆的男学生，当时有七个人每日神魂颠倒地给她写情书。七人中有一位属于年级高势力大者，他得知除他之外还有六个人也给赵淑侠写情书时，又气又恼，分别将那六个同学揍了一顿，要他们必须统统死了那份心，赵淑侠只属于“他”

东北中山中学里因她发生的骚动和“战争”，赵淑侠并不知道。赵淑侠自己说：“我不爱讲话，当时我和男同学没有说过一句话。”少年人的单相思，苦恼着一大片，而她却仍然每天拿着一本《太平洋》，上课来，下课走，深奥得像博大的太平洋，平静得像安静的太平洋。

有一天，一位男学生喜不自胜地奔走相告他的伟大发明：“告诉你，我终于给赵淑侠找到了一个外号——'太平洋'！”同学问他为什么叫她“太平洋”？他说理由有二：一是她总是拿着一本《太平洋》，人在杂志在，杂志便是她的标志；二是她的威严，谁也摸不透，就像深不可测的太平洋……大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从此赵淑侠的“太平洋”绰号便在东北中山中学传开了。

赵淑侠一头扎在功课里和文学中，本来对政治的兴趣相当一般，但那一次学生组织的反饥饿争民主的绝食行动她也参加了。绝食的滋味并不好受，她同班同学给她买了两个饼，可她不敢吃，当她看到领导绝食的头头也在吃东西之后，她才敢吃。

在沈阳，她读书的时间不长，可那里的日日夜夜，也颇令她难忘。至今她还记得那首荡漾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校歌《惨然的微笑》：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闻过豆菊花黄；我和她曾并肩靠着椰子树，我和她曾谈起我的祖国。他睁着他那大而黑的眼睛他痴痴地，他呆呆地望着我。我和他的爱情同海洋深，他为我而断送了他的青春。那大海已埋葬了他的形和影，那大海却洗不尽我的仇和恨。我听见海风吹起浪潮，那正是他的灵魂向我呼号。我看见那阳光照着波涛，那正是他灵魂向我微笑——惨然的微笑……

赵淑侠在东北只滞留了一年，内战又得使他们“仓皇出逃”。战争连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枪炮声跟着赵淑侠，似乎在告诉她：这就是战争。就这样，她怀着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烟，又随着父母，先北平，后南京，1949年末，最后到了台湾。

“初恋”

战争给人生制造了梦。但对台湾环境陌生，而人情却又似大陆。她很熟悉那些面孔。那些北方人的语言，那些北方人的习惯，使她那种模糊的离开母体的失落，多少是一种安慰。但是，关山远隔，故乡何在？

初到台湾，他们连安家费都没有。吃住没有着落。“父亲原出身于大富之家，曾有过人间最优裕的日子。只因战乱关系，竟半生受生活的压迫，这也难怪他心情烦躁，终日愁眉不展，常发脾气。”赵淑侠说，“当我长大成人，吃过苦头之后，才慢慢体会了父母的心，可是在这之前，家里的气氛常使我感到极度的痛苦，有种被压迫的窒息感。”

在台湾，她在台中女子中学读高中。那时包围着她的仍然是无穷无尽的忧愁，一种不可名状的窒息感占据了“少女情怀”。不过，对赵淑侠来说，解愁的灵丹妙药还是文学。像在大陆读初中时那样——她把自己的感情独交文史，仍然做文史老师最好的学生，当数理老师最坏的学生。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她开始郑重其事而又神秘地向台中一家报纸的副刊投稿。当她的名字和那两千多字的散文赫然出现于报端时，那种“自我陶醉”第一次成为难忘的鼓励。当时高三文组的导师和国文教员是后来台湾东海大学国文研究所所长江举谦教授。赵淑侠回忆说，江教授“对我要当'作家'的志愿也十分鼓励，我的作文本子总是被红笔画满了圈，后面写着足以让我自认不做'作家'就'暴殓天物'的批语……事实上，江老师教出来的好几个操笔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