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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12）
他们其实不知道，文稿在当代中国，绝不是紧俏商品，它也绝无如此大的魅力，否则的话，整天围着王星的绝不是那些卖主，而是买主喽。“喂，王星，照顾一下，给个面子，怎么你也得给我留一部吧。” 这情形可能吗？又不是原始股票。 简单地说吧，文稿的买方市场还没形成，这里指的是商业意义上的文稿市场，人们连买文稿怎么个约定法、买卖双方的权益、甚至连签个协议都不甚了了，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正因为如此，新闻炒得越热，组委会副主任李骏越是担心。他不止一次忧心忡忡地对王星说：“到时要卖不掉怎么办？” 的确有这个风险。就在深圳首次文稿竞价结束后，1997年3月17日《深圳特区报》发了一篇题为《良好意愿，尴尬收场》的文章，说的是不久前北京在举办的“首届影视剧本精品拍卖会”成交率不足1％，总成交额不到7万元的消息。这个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在操作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就犯迷糊了，他们肯定以为推出一批影视剧本精品，那导演、制片人和企业家还不挤破头哭着喊着来买。 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王星也沉浸在热火朝天的新闻冲击波中和良好的自我感觉里等待数钱的话，结果绝不会比上面所说的拍卖会好到哪里去。 当时，王星首先明晰了在卖方市场已经发动的背景下自己应该接下来做的事：第一，弄清谁是这次文稿竞价最可能的竞买者。第二，必须在竞价开槌前与竞买方明确交易意向，包括竞投作品和竞买最高限价。 6月份以后，王星在组委会办公室已无法正常办公了。成群的作者和记者涌入酒店，涌入16楼的办公室和走廊。没办法，王星只好又在靠近银湖中心的金碧苑找了一套别墅，供审读委员会成员审读稿件。 审读委员会实际上是个确定作品竞价资格的机构。 工作人员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发现并确认符合竞价要求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要求要具有相当的艺术性，同时还必须符合政治标准，否则的话，是要出乱子的。 最初，组委会聘请了冯牧和陈荒煤两位老人作审读委会员主任。这其实是一个名誉职位，由于二老不胜繁忙，又居于北京，无法审读，后来便由李骏兼任审读委员会主任，在这个机构工作的还有一些著名的评论家，如雷达、白烨、历剑、马也等。 所有经审读委员会认定的作品，交由组委会确定之后，便将该作品的内容简介、作者背景、自标价等相关信息输入电脑，以方便买家咨询和阅稿。 有些买主便是通过这种方式认定的，如购买张抗抗的《恐惧的平衡》和黄蓓佳《世纪恋情》的龙华物业公司的向群和购买魏明伦《巴山鬼话》的、本次竞价活动的惟一一位个人竞买者曹东林等，便是通过电话咨询、预约、看稿、洽谈的程序确定的。 然而，这是一种仍然被动的介入市场的方式，经由这种方式，仍然不能达到王星的期望值。 他开始分析文稿可能的买主的成分构成，他们是：一，国内外出版机构及报刊社；二，企业；三，个人。 对国内出版机构的公关工作，按例行的方式进行，即在有目的发出上千份活动商请函的同时，并及时通报推出的作品内容，但由于体制所限，这块市场的活力有限，即使有的出版社想购买一些好书稿，但他们所出的价钱仍不可能高出现行稿费标准太多。 个人买方，是一块易动易变的因素，王星很清楚不能对此抱有厚望，所以，工作的目标自然便瞄准了深圳地区的企业和企业家，他要集中精力策动这块有活力的市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