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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热时冷的友情缆绳，其实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友情。为此，我在前两年读到一位华裔美国历史学家的论述时眼睛一亮，他论及中国现代一位重要政治家，说再过多少年，这位政治家至今无法被人们原谅的严重错误也许会被历史学家们原谅，将来的历史学家们永远无法原谅他的，可能只有一点：作为男人，他对不起很多朋友。

不必到今后，这话今天来说也已经有广泛感应。这位气吞山河的政治家居然没有想过，再惊人的功业也不足以成为当众背弃一位老友的理由，除非这位老友实在不堪到了非被背弃不可的地步。他伟大到已经不在乎友情，但显而易见，他错了。

他身边，一位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他的政治家却受到人们更多的怀念，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位政治家有时比较把友情当一回事。怀念他的人并不认识他，但友情是人世间最敏感的部位，再远的事情一旦与友情相连，即能触及万众痛痒。千年前的一次小小的卖友举动，如果留下了文字记录，也会引起千年后的痛苦和愤怒，更不要说当代人了。

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高贵的灵魂在关爱天下时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等级和友情秩序，结果总是吃足苦头。它是一个最容易被处于得意状态的各个方位误认为早已圆满解决而实际上远非如此的真正的大问题。

记得八九年前我写过一篇《上海人》的文章，分析了上海人的生态和心态特征，一时产生不小的影响，但也有不少外地读者来信，说我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上海人对友情的奇怪态度。其中有一位说，据他观察，上海人是最喜欢哄聚在一起又最不讲友情的一群；还有一位读者说，上海人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熟人，上海人不懂朋友的深义，因此没有真正的朋友。对这些读者来信我没有理会，因为我的朋友虽然各地都有，但较多的还是上海人，我一时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体验。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才恍然大悟。在友情上发生的事件，是很难说得清又很不愿意说的，因此我直到今天没有对此事发表片言只语的声辩，不过从那时起，我对上海人某一阶层的群体心理素质产生了另一种评价。

所不同的只是，我突然理解了许多在友情问题上欲哭无泪的诉苦者，而在以前，我总是劝他们别误会，别过激，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

“您简直无法相信，当我专程到北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追查谣言的根源，结果是，全部谣言出自每星期与我见面吃饭的三个朋友！”

我凄然一笑，深深点头。

另一位诉说者又来了：“他到处说，长期以来，他每星期要与我通两个小时的电话，这次只是为了真理，不能不揭露我的所谓历史问题……”

我又凄然一笑，深深点头。

又有一位在说：“他被撤职后，景况凄凉，我出于朋友之谊，用自己的钱，还掉了他在单位的欠款，当时他几次要向我下跪，都被我拉住。才几天，知道是他在伤害我，我几乎不信……”

我还是凄然一笑，深深点头。

“我最不理解的不是那些诬陷我的人，而是我遭诬陷后那些老朋友们的态度，他们明知全是诬陷，只要出来说一句话，对我是巨大的帮助，对他们又毫无损害，但一连好几个月，他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当事情过去之后，他们又都冒出来了，对吗？”我问。

“正是，冒出得既及时又整齐。”他说。

我只能又一次，凄然一笑，轻轻点头。……

有一批优秀的律师是我这方面的老师。他们经常向我讲述手上正在承办的各种案子，这些案子，在法律上都能明白裁决，但在友情上留下的谜团却显得越来越怪异，连这些智慧的律师也只能徒叹奈何。

律师们告诉我，很多被告和原告都是朋友，而且一度还称得上是生死莫逆、荣辱与共的朋友，当原告不得不要对老友起诉的时候，图的往往不是法律上的输赢而是友情上的是非，但友情上的是非怎能靠法庭来裁决？

律师们还告诉我，也有一些原告，在法律上是胜者，在友情上却是豺狼。例如已有不止一位原告利用友情，先在几位合作的朋友间骗得单独的名义，然后再利用法律，置合作者于非法地位。

律师们说，这些案子使我们痛苦，因为法律常常无法保护君子而惩罚小人，尤其在君子重情而轻法、小人玩情而懂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我们律师也是人，常常在官司过后，成了我们的失败了的对手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