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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乡啊，历来是热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点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研究群体文化心理的人，从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话。她没有进人权力结构，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她在人品上有什么毛病，对她的意见永远只有一条：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出。但是哄传这个意见的任何人都没有统计过她的工作量，更没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国范围内对比，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结果，居然活生生把一个最辛劳的人谣传成懒人，而巳还百口莫辩。她从来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声辩，在实在气忿的时候，最重的一句话也无非是：“真想换个地方。”

北京一个重要的文艺团体几年来一直等着把她调过去。上海市的一位领导曾几次与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个以她命名、由她领衔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剧团。全国各地喜欢她艺术的企业家们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广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还年轻，何苦成为某种不良心理气氛的牺牲品？”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产生效果。她对家乡有一种神秘的皈依意识，我说不清是积极还是消极，反正是把我感动了。

记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时，我邀国际知名的大导演马科到合肥排《红楼梦》。照妻子的说法，家乡越是遭灾越要表现出文化上的平静和大气。我们一大群人从那时起就在努力构建着黄佐临先生企盼了几十年的戏曲音乐剧雏型，虽然当时灾情严重，生活非常艰难，天天有停电、断餐之虞，大家却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讨，创作气氛如火如茶。马兰除了排戏，一有空就上街为灾民募捐。马科导演有一天上街，发现这个情景，追踪几日，终于对我说：“抗洪救灾是大事，但像她这样全国一流的艺术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无法想象的，我看着都痛心，适可而止吧！”但就在马科导演跟我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北京工人体育馆里的赈灾汇演，她一身白衣蓝裤赶到了，全场掌声未息，她就含泪开口：“我的家乡受灾了！”接下来的镜头表明，她的这种语言方式，感动了台下无数熟悉她的北京观众，那天她为家乡募到的救灾款，数字不小。马科导演对着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导演费都捐掉了，劳累几月，分文未取。

妻子对家乡的感情之深，有时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电视，她平日感兴趣的是国际新闻，拉宾、萨达姆、索罗斯什么的，但国内新闻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报道，总会怔怔地等一会儿，等播音员说出罪犯来自何处。如果不是安徽，她会舒一口气，站起来，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这个毛病，因此只要电视里报道的罪犯有浙江的，就会大声嚷嚷：“看，浙江，我家乡的！”她笑了，说：“这有什么可炫耀的？还是安徽多一点，你用不着安慰我。”我立即说：“我们浙江才凶呢，千岛湖事件……”

说到千岛湖事件，她产生了回忆。事件发生时她正带团在台湾演出，台湾有传媒说那几个罪犯来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来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戏。我说：“你看，这件事我们两头都洗不干净了。”

去年，有一家当地亏损企业请她参加一场义务演出，她想既是“当地”又是“亏损”，义不容辞，答应得比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还快，而且郑重其事，要我陪她前往。她把我看得很重，从来不要我陪她演出，这是第一次。但那天到礼堂门口一看，正面赫然一条红布横幅，上书热烈欢迎某某先生文艺晚会。她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立即打听某某先生是谁。别人告诉她，这是外省某企业的一位干部，那家企业兼并了本省的这家企业，被兼并的企业用一台晚会欢迎他。演出已经开始，妻子所在剧院一个上了年岁的高个儿男演员，正在使劲演唱。妻子一见，怆然停步，再也迈不动腿了。

她在自言自语：“兼并就兼并吧，两边都是国营企业，两边都是国家干部，有必要低三下四地专门为某个个人开个晚会吗？国家领导人来也没有拉过这样的横幅啊！”

那位被欢迎的外省企业于部年纪不大，一心只想见到他崇拜的艺术家，连忙赶到场外，反复邀请入座。她客气地与他握手，又抬头看了一眼那条横幅，说：“真抱歉，今天我们自己省里有点事。”

据说，这次拒演，又使她遭到本省同胞的非难。

越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越觉得家乡需要重振内在的文化素质。对于中国科技大学存在于合肥，她一提起就兴奋，朱清时校长希望聘请我担任兼职教授，她竭力促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