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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校长资格最老，要交一万一千多元。

工龄稍短的孙四海也要交七八千元。

邓有米一直在心里算账。好不容易算清楚，他将脚一跺，骂了一句粗话，说将自己这些年当民办教师的全部所得加起来，还不够交这笔钱。好在邓有米省吃俭用，当民办教师的工资和补助从未花过一分。妻子成菊种地和搞多种经营赚的小钱，也基本上存了起来，再找亲戚借一点，能凑足一万之数。

邓有米将自己的账反反复复地算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余校长对孙四海和邓有米说：“虽然过去两次的转正机会，我们三个像三国演义的刘关张那样共进退。这一次情况不同，政策摆在那里，人人都有份。去教育局交钱，用不着三个人一起去。应该像发展党员那样，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孙四海也说：“既然邓老师筹到钱了，放在家里反而不安全，干脆先去县里将钱交了，顺便给我们探探路。”

邓有米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将自己的课托给余校长和孙四海，将一包钱捆在腰间，拉上成菊做保镖。搭三轮车下山去了。

因为怕余校长他们惦记，成菊想在县城看一看，邓有米不同意，交完钱，拿到收据，就往回赶。天刚黑，他们就回到界岭小学，将县教育局的盛况，向余校长和孙四海讲了一遍。

邓有米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同行，一个县就有这么多民办教师，全中国的民办教师数量就可想而知了。来的人虽多，交钱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半人，说是来做政策咨询，也有请愿的意思。说起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当民办教师的时间越长，越是交不起工龄钱，大家都觉得应当按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付工龄钱才合理。最早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四元钱工资，而且一直拿了将近十年，现在算工龄钱，一个月就要交几十元，连教育局的人都说不合理。二十几年了，他们的工资才涨到七十元左右，还是由村委会和教育站各发一半。可问题是民办教师转正后，必须进社会保险这个“笼子”，而进“笼子”的规矩，就是中南海的人也没法改变。

邓有米在教育局见到了张英才。张英才虽然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抽空对他说，这件事不可能再有转折了。张英才的意思是叫余校长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将这笔钱交上，交了钱，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张英才还说，已经有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肥肉了，有几个民办教师交不起这笔钱，就有可能便宜几个乌龟王八蛋！

这番话让大家想起张英才上次回界岭小学时的表情。或许那时候张英才就晓得这鬼政策了，才在心里替他们难受。谈到下一步该如何办，余校长和孙四海都不做声，但让人觉得他俩已心中有数了。

说起来真快，才一个月，黄会计来送工资时，就将邓有米和万站长一起，列在公办教师的工资单上。邓有米签字领钱时，双手情不自禁地抖动。黄会计笑着说。他发了几天工资，没见到一个民办教师不激动。难得受宠，针鼻大小的一点好事，就激动得要患心脏病了。黄会计又提醒余校长和孙四海快点到县里去交钱，若不交钱，名字上不了工资表不说，一过期限，有可能连收条都不让写了。

余校长不同他说这些，只问万站长在不在家。听说万站长又带李芳去省城医院做放疗去了，余校长轻轻地啊了一声。黄会计敏感地告诉他，万站长的本钱被李芳的病掏空了，如今是寅吃卯粮，就连李芳送给他的那辆摩托车也折价卖了。真想借钱，最好到没有民办教师的城里去找亲戚熟人。乡下有钱的人本来就少，突然间这么多民办教师要转正。有点闲钱的人家，早被捷足先登的人借空了。黄会计还说，全乡的民办教师中，除了界岭小学的三位，其余的人都找他借过钱，弄得他夜里都不敢开灯，听到有人敲门就心生烦躁。余校长说，自己只是问问，好久没看到万站长，有些想念。

因为余校长和孙四海还没办好手续，邓有米不好太高兴。但他一定要让成菊好好享受一下，便趁着周末再次去县城：用领到的第一笔公办教师工资，给成菊买了一枚金戒指。

天气很冷，但阳光很好。戴上金戒指的成菊，执意要到大大小小的村子里走一走。成菊的手粗糙得像是红豆杉的皮，食指上的金戒指在晴空中一闪一闪十分夺目。看到的人没有不羡慕的，都说她跟着邓有米过了二十多年苦日子，一夜之间就彻底翻身了。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村长余实的妻子。因为成菊的金戒指，与她那戴了几年的金戒指一模一样。

正像俗话所说，成菊真的是睡着后笑醒了。邓有米领了第二个月的工资了，成菊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