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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晓得。”张英才一听声音不对，转身看时，才知道走近他的不是余校长，而是叶碧秋。“我见过你和她牵手的样子。”

“她很漂亮，也很有艺术气质。”

叶碧秋问：“你为什么不丢一下硬币呢？”

张英才说：“我中了界岭小学的毒。余校长、邓老师、孙老师，还有你爸你妈和你外公，全都不丢硬币。所以，我也不丢硬币了。”

“要是不丢硬币，怎么晓得别人还爱不爱你？”

叶碧秋告诉张英才，那次见到他和姚燕牵着手后，自己也丢过硬币，丢了几次，正反两面平分秋色，决定性的最后一次，那枚硬币掉进路边的水沟里。张英才开心地笑起来。笑完了才说，他现在有点想丢硬币了。说着就要叶碧秋将手摊开。他做出往空中抛了一下的样子，然后将自己的手覆在叶碧秋的手心上。

叶碧秋觉得手心里有东西，抬起来一看，真是一枚硬币。

“你想猜正面，还是猜反面？”

张英才摇摇头，他不想说这枚硬币的来历。

“凡事一到界岭，就变得既是正面，也是反面。你怎么猜？”

“其实，只要男人主动点，根本不用猜。”

叶碧秋用很小的声音问张英才，想不想看她给自己买的婚纱。叶碧秋下了车，就赶着投票，到现在还没回家，行李都在李子那里。界岭的春夜已经不算太冷了，这种气候，让张英才轻易地产生各种回想。他问叶碧秋还记不记得，自己初来时，她父亲说过的话。叶碧秋没有害羞，反而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已经满十八岁了，可以做父亲说的那些事了。

身后的屋子里，传出蓝飞找张英才喝酒的声音。

余校长说，叶碧秋一路奔波太辛苦，张英才送她回家去了。

张英才回到自己屋里，打开尘封很久的凤凰琴。弹起几乎可以成为界岭小学校歌的那首乐曲。叶碧秋没有跟过去。她从孙四海专门为李子腾出来的那间小房里，取出自己的行李，再往张英才的屋子走去时，心里怦怦地跳得很厉害。余校长他们都在张英才的窗外站着，像旗杆下面的那块大石头那样，默默地听着凤凰琴声。

叶碧秋鼓起勇气走进去，问张英才能不能将自己的行李放在他屋里。她想说的其实是另一种意思，但到底是青春少女，因为羞涩，迅速补上了一句掩饰的话，她说：这间屋子本来就是给外面来的老师住的，等她拿到大学文凭，再回来当老师时，也应该算是半个外来者。听说叶碧秋想当老师，张英才点点头。至于是因为觉得她很适合当界岭小学的老师，还是同意她将行李放在自己屋里，他自己也不清楚。叶碧秋却懂了，脸庞变得绯红，嘴唇更是红得晶莹剔透。

这时，屋后曾遭雷暴轰击的石峰上，传来一声长长的嚎叫。

张英才也听到了，他放下凤凰琴，走到窗边，看到许多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听到狼叫没有。孙四海反问他，是不是确信界岭有狼在活动。张英才轻轻一笑，信手在凤凰琴上从低音到高音，按了一遍音阶；然后，又从高音到低音，按了一遍。

2009…4…22于东湖

原书责编　杨　柳

铭记灰色生活中的民间英雄

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续）。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元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