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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按照地址找到老唐家时，我看见残疾人像个国王一样坐在一张大床上，正津津有味地喝浓茶看电视，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正在播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老唐妻子也是个残疾人，有一条腿不大方便。他们十四岁的儿子却是个高大、结实和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听说还是个球迷。尽管残疾人家庭没有一件称得上高档时新的家用品，但是我却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种温馨、朴素和扑面而来的幸福气氛。老唐回答我：我每天能修十多辆自行车，我爱人在福利工厂上班。我们生活还行。

我问他：你在境外打过仗，为什么不能享受有关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你难道不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一些吗？

他看我一眼，没有回答。我继续说：是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还是政策不落实？

他苦笑着解释说：你知道，下乡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头脑一热就去了国境对面打仗。如今这段历史属于非法越境，后果自负，所以我们不能享受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

我叫起来：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段并不仅仅属于你们个人的历史啊！你们在为自己打仗吗？为个人利益流血牺牲？

修车匠又看我一眼，他的表情一点也不激动，然后回过头去继续看电视剧。但是我却从他目光中感觉到有个沉重的东西“咚”地扔进我心里。后来我听见修车匠说：那边回来的知青，活着就该知足了。你看我这个家，除了少双腿，其他样样都不缺，这难道还不够吗？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3。读者

1998年雨季，我第一次走进金三角并在那里认识了境外老知青刘义、焦昆、曾焰、杨林等等，我把他们当作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一群参与创造金三角历史的知青游子写进《流浪金三角》一书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该书一经出版，即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读者对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又对三十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插曲表示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来信中这样问我：当年那些红卫兵和知青为什么一定要偷越国境去打仗？他们热爱战争吗？他们为什么不珍惜和平呢？难道下乡当农民就那么可怕，比进行一场战争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吗？

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教授这样谨慎地向我发来e—mail询问：你的朋友到外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侵略？还是国际雇佣军？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有多大规模？人数有多少？

一位社会学者希望同我讨论以下问题：你认为这是红卫兵暴力倾向延续的结果吗？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论”同中华帝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红卫兵运动是封建文化的产物吗？这种文化对于你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无影响？有哪些影响？

还有读者问道：金三角的游击队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何在？为什么许多境外知青至今没有返回祖国？他们在干什么？金三角毒品泛滥同他们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等等。

老实说，面对无数广泛深刻的提问，我感到自己的经历变得像纸一样单薄苍白，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北京一位编辑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应当考虑重新走进金三角，重新捡拾那些遗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的历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人，大嗓门像炮弹一样震得话筒嗡嗡响。他在电话那一头说：我拜读过你邓先生的许多书，还有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刘义、于小兵、刘黑子并不能代表我们境外知青。他们是什么人？是知青中的动摇分子，败类，游击队的叛徒、逃兵。正是他们的可耻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业，他们是一群历史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书却把他们误认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这真实吗？公平吗？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境外知青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和青春岁月的？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让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你的笔为什么不去反映他们？他们舍身忘死的崇高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敬仰？这种英勇斗争难道不是历史的本质吗……我相信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无论你是否无意，这都是一个无庸争辩的事实，邓先生你明白吗？

我问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他说：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是你的读者，一个在境外打过二十年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