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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反革命偷盗罪。偷盗国库大米。

我很惊讶，我说：你为什么要偷盗国家财产呢？

他说：家里断了粮，就算我饿死了，我两个妹妹怎么办？

一种遥远的悲伤像雾一样笼罩在老知青的眼睛里。刘义扔掉毛笔，身体坐得挺直，我听见一个破碎的声音从屋顶深处飘落下来：我一生都在逃避苦难，逃避是因为还有期待。我走过千山万水，寻觅自由家园……这就是我写诗的惟一理由。

6、批斗

“文化大革命”那年，侯景贤勾结粮库工作人员冒领国库粮食，也就是犯了偷窃罪。这一年他15岁，被挂上黑牌子游街批斗。他挨过许多打，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任何人都有权对他拳打脚踢。我的惊讶在于，他伤痕累累，居然没有被打坏打残，比方坐在轮椅上，落下后遗症、骨折、偏瘫、终身残疾什么的。刘义解释说：我自幼习武，家里有个祖传秘方，专治刀棍内伤，百治百灵。我连忙问他祖传秘方是什么？他说：早起喝自己小便。尿。

我们一起大笑，笑得都有些哽咽。

一次侯景贤被押回母校批斗，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室还是那间教室，他却由当年的三好生变成少年犯。他的腿有些发软，头夹进裤裆，因为他知道台下有他亲爱的妹妹，她们是他惟一的亲人。哥哥可以忍受一切拳打脚踢，但是却无法阻挡射向妹妹心灵的利箭。他从前的班主任，一个曾经令他无比崇拜的女教师，咬牙切齿地揭发学生说：侯景贤为反动老子翻案，散布其父曾在台儿庄与日本人打仗的谎言。他十一岁就写出反动诗歌《登山》，直接影射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

那一刻，少年头重脚轻，他想大声争辩，说明那不是事实，他父亲确实上过抗日前线，负过伤，而他写的诗歌是一首得奖的校园诗。他没有撒谎，也没有影射什么，他是多么愿意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啊！但是没有人听他辩解，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那一瞬间，少年人听见自己的灵魂轰隆一声就跌倒在飞扬的尘埃里。

另一次批斗是在母亲工作过的地段医院。在少年人的灰色记忆里，母亲生前这座医院保留着他们家庭最后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少年人的天空注定要彻底垮塌。医院人头如潮，喇叭里不断响起火车一样轰隆隆的革命口号。当他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被押上台来，台下许多人就坐不住了，有人动口，有人动手，还有人又动口又动手。侯景贤看见两个熟悉的阿姨，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会计，她们都是母亲生前的邻居和同事。女医生揭发侯家暗藏国民党反动匕首，以图变天之日对革命群众实施阶级报复。女会计则揪起他的头发，撕他的嘴，拧耳朵，兴奋地尖声嚷道：他狗爹是老反革命，他是小反革命，他狗妈是个＊……

少年人浑身血液“轰”地点燃了，他疯狂咆哮：我要杀人！杀你们全家！

会场沸腾起来，像火山爆发。一个阿姨奋力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像强迫牲口饮水，另一个阿姨脱下皮鞋猛击他的脑袋。侯景贤觉得脑门轰地一炸，一股滚烫的东西从鼻孔嘴巴里喷出来，跟拧开水龙头一样。然而这种东西不是水，也不是血，而是一种亮晶晶的液体，俗称“脑液”，传统说法就是脑子给打漏了。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理论，否则我的朋友刘义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2000年，刘义在曼谷对我讲出两个阿姨的名字，那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普通得好像草坪里两棵毫不引人注目的小草。刘义说，两个女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个在粉碎“四人帮”后进了劳改队，另一个女儿遭轮奸致疯。我仔细看看他的眼睛，然后问他：你还在被仇恨所折磨吗？

他叹口气说：仇恨曾经改变我的一切，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复仇。但是后来我变了，尤其是当我经历更大的苦难之后，我开始原谅了那些人。她们何尝不是受害者呢？

刘义说他现在常犯头晕，这是那个暴力时代留给他的终身纪念。

7、逃亡

1968年，知青轰轰烈烈奔赴农村边疆，侯景贤也随堂兄一道从昆明来到“外五县”当知青。侯景贤原本不在下乡知青之列，他失学已久，属于社会青年，但是他更乐意下乡，因为城市早已容不下他，那里充斥着阶级斗争的恶风险浪。许多年后刘义说：我必须离开城市，对我来说边疆意味着自由。别人下乡哭哭啼啼，好像下地狱，只有我心中充满喜悦，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像鱼儿放归大海，鸟儿飞出牢笼。

然而好景不长，一纸内地人保组（公安局）的通缉令飞往边疆，通缉对象为“畏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