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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小曼现在和我在一起。

我从不相信女人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变成的。即便是，也不是心肝宝贝，至多只不过是盲肠。因为我知道，激发一个女人的好奇心远比鼓动她的恻隐之心要有用得多。

有时候，我想，朱赫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的所谓复杂，也是建立在简单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家庭的冷漠。他对母亲的不忠，表现得像一个局外人。他失去了上一代人固有的那种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亲和力，留下的是生硬、刻板、固执和自私，不会再把家庭的解体看得那么重了。他很理智，应该说我们都很理智。我们这一代人，除了自己的学业、未来、享受，再不会有多余的操劳了。很小的时候我曾经看过龙应台女士的一篇文章，她用她细腻的笔触给我勾画了一个在孤独冷漠的世界中一点温暖的图画：

“我把小麻雀拾起来，轻轻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让他感觉鸟体的温热。”

但是现实并不是唯美的，朱赫比我更清楚这一点。他心中的美好早在那天夜里就伴随着母亲的呻吟声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曾经有一个作家说：“文人的美体现在对社会的无用，一旦失去了这种无用美，而和各种社会作用相结合，也就丧失了作家美的潜质。”于是他又说：“无产文人生活格调底下，惨不忍睹。”他不喜欢这个世界，越是了解就越不喜欢。相反，还有一些作家是不了解社会的，竟也去讨厌社会。这是中国近20年来所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哀。

在大学里，我也越发发现了这种悲哀。和朱赫一样，我们在探究这个社会的时候各种无法理解的荒谬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年初的时候，几个文坛的朋友要合伙制作一部DV，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投资商。投资商声称自己对艺术太执着了，最近正忙于拍摄一部叫《奉城谍影》的电视剧，一定要把它拍成中国的《卡萨布兰卡》，所以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我当时觉得这种自述式的言表过于虚伪，于是我祝福他，但愿他能拍摄出来一部中国版的《卡萨布兰卡》。

我一直在写作，想把自己对生活的无奈充分地表达出来。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带着虚伪的面具。我和朱赫一样，在大学里满眼的是对世界的迷茫。很少有人去寻找真理。但是朱赫又和我不一样，他对那种天真的真理追求者是不抱以什么好感的。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原动力，仅仅是虚荣而并非是对真理的向往。朱赫不是一个成天思考的边缘人，只是在爱情失败或是被家庭问题困扰的时候，倒在床上想上一刻钟。每个人都不能天天想着真理，朱赫是一个理智的人，他已经大三了，他没有时间因为家庭中的一点不幸或是荒唐就放弃自己的生活。他需要更多的机会去选择，职位、考研、爱情。朱赫是一个太现实的人，他可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放置在幻想里。也许他把日记给我看是打算开始玩玩，但是当我看了他的文字之后，我知道他绝对没有把文字当成做秀。这也验证了那位作家的话，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文字来。

于是我们这些人就在想，作家到底是做什么的？

作家是不是天天窥视别人的隐私然后抖出来骗稿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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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九（3）

作家是不是总想着在街上遇到的漂亮姑娘正好会看上自己？

作家是不是见到个漂亮异性就说“我看你怎么那么眼熟啊，你怎么那么像我以前的女朋友呢”，结果人家上来就是一巴掌，说“我就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作家是不是光凭借着写作积累资本，然后过几年就改行当大厨或是司机了？

作家是不是靠写字卖乖，然后说自己“不是搞文学的，别把我想得太神圣了”，就脱离了人们的视线了？

作家是不是靠骂几句人，再做个单曲就出名了，然后说自己是歌手，千万别把自己当作家？

作家是不是当主持人觉得没意思了，就写了几个字，找个外国人嫁了，就觉得自己是行为艺术了，全国人民就一定要对她另眼相看了？

有个新兴的“非著名相声演员”说：“你想标新立异，起码也知道什么是炒勺、什么是扁铲吧！你拿个痰桶当大勺说是标新，谁他娘的敢吃啊？”

写着写着，我就对写作绝望了。像朱赫这样的人才能理解这个世界中精神的空虚，我不行。

也许朱赫是对的，我就应该像他一样，面对母亲的背叛、父亲的冷淡，表现得置身事外。朱赫太聪明了，如果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