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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技术革命带来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使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9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1。35亿人，但是此后的7年，这个数字却是不断减少。通过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涌动，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国外农产品进口增加的压力。

而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00年前后整个中国经济都处在相对缓慢的增长期内。在此阶段，大多数生产者的经营状况形势严峻，价格下跌、销售困难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工业品，大多数农产品也都存在这些问题。

可想而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意味着70％人群的购买力低下，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就无法启动，扩大内需就得不到有力支持，消费品就会继续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工人下岗，经济不景气状况就很难改变，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全局，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五千年来从未这么好过

“三农”问题在世纪之交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难题，也成为中央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安徽等8个省市开展费改税工作试点。改革后县乡财政收入大多减少40％以上，但是上级的转移支付并不能弥补所有缺口，导致县乡财政困境加剧，义务教育投入锐减。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也并不显著，2001年，税费改革暂缓进行。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被提出来以后，专家、学者就积极建言献策，政府也不断出台各项政策，下达各种文件，提出了诸如高效农业、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撤乡弃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措施。这些措施不能说是没有效果，只是其收效甚微，有时成本甚至超过收益，一些具体的措施还会遇到数不清的繁缛困难，困难之大，有时足以让措施无功而返。

“三农”问题本身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许多问题之间都相互联系，彼此派生，互为因果。解决“三农”问题如果就现状而论现状，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其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治标不治本。“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不能表面化就事论事，只有出台综合性治理政策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另有学者也指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

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道理。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抓住“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三农”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农民数量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突出。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尤其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中国农村有人口9亿之多，有劳动能力的人至少有5。5亿之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而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多农业劳动力就足够了，所以中国农村存在着4亿多剩余劳动力。以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计算，至少在40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而城镇（市）化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第一部分　第47节：国脉（22）

综合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和“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站在全国、全球范围内，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利用各种途径减少农业人口数量、转移农村过剩人口、实现农民非农化。——国内立足国情，国际寻找优势；劳动力自由化，土地资本化；国家解放农民，支持农民，农民发挥自我主体功能；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实现农民非农化。——这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大方向。”《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马泽文，《经济界》，2003年02期。

农村人口向城市有序转移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关键，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一把打开中国通向稳定繁荣之门的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