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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也不介意往返布罗克斯堡的那段路，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和妈妈在一起。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我确实没有朋友而只有靠着妈妈才感到安全。我过去常常以为我的头顶系着一根绳，把我和妈妈连在了一起。假如我们在大街上走路，比如有一只垃圾箱，我就一定要以和妈妈一样的方式绕过垃圾箱，否则的话，我就会感觉这根绳乱了，继而我的脑子也会跟着乱。有时我走到街尾，意识到我绕过灯柱或者什么东西的方式不对，不是我妈妈的方式，我就得走回去，用妈妈的方式绕过灯柱，要不我会感到心里打了结一般。

这像是一种精神折磨。有点像你听说过的有强迫症的人，出了门后，上帝啊，我锁门了吗？然后走回去察看一番；接着还一样，上帝啊，我锁门了吗？再走回去。就像那样，只不过，我会想，我绕过垃圾箱的方式对吗？或者绕过汽车的方式对吗？我从来不像我的弟弟妹妹。他们离开家从不会感到困难，总是参加学校旅行一类的活动。而我不行。

一天晚上我们住到希拉姑妈和艾里克姑父家。我的妈妈、爸爸要开一个晚宴什么的。希拉姑妈是我爸爸的姐姐，她比他大好多。她和艾里克姑父有一个女儿卡伦。总之，妈妈、爸爸开车把我们送到位于托德汉姆的他们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我真的不想去。因此，这一切对我，而言有点像一次冒险。我们卸下行李后，希拉姑妈和艾里克姑父带上我们所有人到了A10大道上的一家很大的老式餐馆——牛肉馆之类的地方。

这家餐馆是错层式的，我们在楼上。虽然爸爸妈妈刚走了大约半小时，我已真的想家了。在食物上来之前，我去找洗手间。我站在楼梯平台那儿，看着双车道上来往的车，就是看不到我爸爸的劳斯莱斯，想到没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十分惊慌失措。

我回到座位上，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我却相当紧张。我一旦紧张就笨手笨脚。不知怎么回事，我把吃牛排的刀碰掉下了桌，一把木头柄子、刀刃呈锯齿形的那种。接下来，楼下传来一声尖叫，我们从边上往楼下看，我那把刀像匕首一样插在一张桌子的中间。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女招待吓得要死，我也吓得要死。

姑妈和姑父不得不打电话给妈妈、爸爸，让他们来接我们。

那是我上大学前最后一次离开家。

和小学相比，中学是地狱。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无法和同学融洽相处。我以前班上的多数同学都到戈夫去上学了，那是聪明孩子的学校，在那儿，他们进行被叫做完全沉浸法的教学——比如用法语和德语教授历史和数学课。我的父母声称当时他们认为圣玛丽中学对我会更好一些，那儿对学生更关心。但事实是我不够聪明不能去戈夫上学。

假如我去了戈夫，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至少，大部分孩子都有着和我一样的背景。但是圣玛丽正好位于切斯亨特两处巨大的由地方理事会建造并租赁给房客的廉价公寓之间。不住在那儿的人称其为“伦敦过剩人口”。这些孩子从没遇到过我这样的人，我也从没遇到过他们那样的人。

大约在我开始在圣玛丽上学前一周，小学的一个女孩儿，她的名字叫安杰利娜·福利，她认为我能见到别的要走的人真好。她长着一头金发，很成熟。我记得她假期到我家来，说：“你公共汽车吗？”她什么意思——你公共汽车吗？我不懂她的意思，所以我没回答。不过当然，每个人都这么说，她的意思是每天乘公共汽车。我一辈子从来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这样。不。我要乘劳斯莱斯去。

然后还有校服。他们给了我们这个明细表。第一天，我穿着丝毫不差的校服上学了：圣玛丽书包（妈妈甚至还缝上了一个徽章）、符合要求的鞋、符合要求的袜子、符合要求的领带。现在我意识到了，其他没有人能买得起。他们只有一些旧的灰裙子和套头衫以及一只特斯科店里买的拎包。你可以选择穿灰色、打褶的裙子，或是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大部分孩子只有其中的一条，而我两条都有。你要穿白衬衫；大部分人的衬衫都皱巴巴的，我的衬衫总是熨得很平。我的领带总是打得很规范，不会赶时髦把领带打得要么很短，要么很粗。我太没有叛逆精神了。在冬季，你可以选择：要么不穿外套，挨冻；要么穿胶布雨衣，一种灰色可怕的东西，一直拖到膝盖以下；要么你可以穿一件带有一顶大帽子的粗呢外套，装扮得像一个巴丁顿熊。信不信由你，我认为胶布雨衣会新潮得多。但是，不。我穿那件巴丁顿熊一样的衣服，因为妈妈、爸爸说“站在操场上”会暖和些。他们太对了。因为当其他每个人闲逛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