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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没有任何借口，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根本没想过也许我并不欢迎他们，甚至连书都没买。他们解释说想等到出了平装本再买，精装本太贵了。他们说话的样子很随便，仿佛于我是种恩赐似的。

我一般不当面对人发火，但这一次，我叫他们马上走。

那位丈夫通红的脸顿时变得更红，整个人气得像只刚刚得知自己将被做成圣诞大餐的火鸡一样。

“我们可是从圣雷米（St。　Remy）一路开车赶来的啊。”我让他们再一路开车回去，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们才不会买你那本书呢！最多翻翻看，谁会以为你们这里是白金汉宫。”我看着这些人端着因义愤填膺而变得僵硬的肩膀，大步走回他们的沃尔沃，心里开始盘算考虑是否该买只凶狠的洛特维勒犬。

从此以后，只要一看到有车减速停在我家门前的路上，我心里就警铃大作，没准又是什么不速之客。“别那么大惊小怪的！”老婆说。“他们要往我们这儿来了，不，不，他们已经停在邮筒边上了。”后来我出门取信的时候，发现邮筒里有一本用塑料袋包着的书，上面注明“请签名后放在水井顶上，用石头压住”。第二天，书不见了。但愿是被那善解人意、不愿打扰我们的书迷拿走了。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惟一受到公众关注的人物了。我们的邻居福斯坦也曾被人索取签名，他至今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作家。我告诉他在英国有很多人都曾在书上读到过他，他不由地脱下帽子，理理头发，连说了两遍“真的吗？”，听上去颇为兴奋。

厨师莫里斯也给人签过名，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英国人光顾他的餐厅，有些人甚至还为真有他这号人物而感到很诧异，他们以为是我编出来的。还有些人带着书来餐厅，照着书里写的从头到尾点上一路菜，直到最后的白兰地。

另外，还有水管名匠梅尼库奇先生。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到我家来，对政治、野蘑菇、不正常的天气、法国橄榄球队的前途、莫扎特的天赋以及卫浴设备这个行业里任何让人激动的发展发表高论。

我送了他一本我写的书，把写到他的那一段指给他看，还告诉他，来拜访我的书迷中，有人想见见他。

他正了正他的羊毛帽子，整了整他的旧格子衬衫的领子。“真的吗？”

“当然！”我答道。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周日泰唔士报》上，也许我该给他安排一次签名活动。

“哦，彼得先生，您真会开玩笑。”不过看得出来，他不反对这个主意。离开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书，仿佛捧着一个易碎的天价浴盆。

英国虾（2）

＊ ＊ ＊

电话那头远远传来的声音仿佛来自悉尼，愉悦而带着鼻音。

“早上好，我是戛纳英伦书店的华利·斯托尔。我们这里有很多英国人，你的书卖得很好。你能不能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抽空来一天，给你的书搞个签名活动？”

我一向很怀疑电影圈内人对书的品位，有位在好莱坞工作的老朋友曾经承认他六年里只读过一本书，而他还被认为是圈里少见的知识分子。你跟他们说诗人兰波，他们会以为你说的是史泰龙。我倒不指望作者的手指签到抽筋，书就能大卖，倒觉得可能会挺好玩。而且说不定还能看到明星，或者在海滨大道（the　Croisette）看到上空秀，或者在卡尔登酒店的露台上，欣赏到镇上最少见的景象，面带微笑的侍者。于是，我对华利先生说很乐意参加。

那天阳光灿烂，天气炎热，对书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天气，我很快加入了像蜗牛般蠕动进城的车流。电线杆上贴着颜色亮丽的新告示，宣布戛纳和贝弗利山结为姐妹市。可以想象市长们会用无数的借口来相互拜访，用促进两市友好关系的名义趁机免费度假。

似乎全戛纳的警察都聚集在了电影节会场外面，配着枪，拿着无线对讲机，戴着太阳墨镜，忙着一边制造一系列的交通堵塞，一边确保克林德·伊斯特伍德不被绑架。他们以多年执勤累积下来的实战经验，指挥车辆形成一个个打不开的结，然后对它们猛吹哨子，接着引着车辆进入另一个充满愤怒人头的死结中。我花了十分钟，只前进了50码左右。好不容易到达巨大的地下停车场时，我看到这场混乱之中早先的牺牲者在墙上写下：“戛纳是个值得观光的胜地，但我不想一整天都待在停车场里！”

我到海滨大道上的咖啡馆吃早餐，顺便看看明星。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抱着和我一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