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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评级机构常常是美国一套标准，其他国家另一套标准，评级结果是否客观令人生疑。以最能说明问题的主权评级为例，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预期，但直到2003年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处于“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很多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都认为标普的这一评级“保守得有些可笑”。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而且造成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因为此中资机构与企业在境外融资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无论国内经济怎样变动，美国的主权评级始终长期处于AAA—AA级，被认为基本没有风险。这样的评级结果很难让人对其客观性给予信赖。

其次，评级机构毕竟是市场中的私人微观机构，盈利是评级机构的最终目的，评级业的收入依赖使得其独立性遭到质疑。现实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中，一些对高风险次级债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会直接参与到评级费用的商谈之中，这些评级费用又由承销商支付。由于得到较高的信用评级将有利于债券的销售，因此，当越来越多的承销商愿意支付更高评级费用的时候，信用评级机构也许很难保持绝对的中立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金融危机解读之一（11）

历史上，美国评级机构的失信案例层出不穷。1992年，加利福尼亚州保险司长曾控诉标普及穆迪，声称由于他们给予之前倒闭的Executive　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给投资人带来巨额损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所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以致扩大举债终至破产；2001年安然等一连串大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评级机构同样未能发出预警。在安然案件进行的庭审上，当年为安然公司进行评级的评级师承认，他“没有认真读过安然的财务报告”，这样的供词使出于信赖而参考评级结果的投资者心头一凉。如果评级人员连被评公司的财务报表都没研究过，那原本属于这些重要的财务信息的影响权重又是怎样被随意篡改或者编造的呢？

再次，由于现实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局面，评级业的公正与否难以辨别。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垄断并不是这三大评级机构刻意为之，但是，垄断一旦形成，这三大评级机构的公正性就很难保证。目前的状态是：由于政府对这三家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他们既有的市场地位难以撼动；多年以来，他们与被评对象尤其是发放高风险次级债金融产品公司间的业务往来日益稳定，相互间的了解也不断加深。市场地位越安全，意味着即使评级机构出了错，他们道个歉，进行一番辩驳，也可以毫不影响地继续赚他们的钱；被评公司与评级机构越相互了解，他们之间的利益输送及合伙欺诈就越有可能发生，评级公司可能对被评对象的一些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被评公司摸清了评级的套路，也能够“发明”更多的应付评级的对策。这样的评级，又何谈公正呢？

最后，历史上评级业的多次“滞后反应”以及“落井下石”的“重大失职”表明，评级机构所谓的“专业性”还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所标榜的“预警风险”的功能也与事实相悖。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酝酿之时，三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1996　年9　月，穆迪与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评级为“A1”及“A＋”，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急速降至为“Ba1”及“B＋”，已属垃圾等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穆迪与标普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级，直到10　月才加以调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与2000　年土耳其金融危机，三大公司都未能预测危机的到来，直到危机已经成型，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

信用评级的方法

虽然频遭质疑，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却绝不可能是完全的主观臆断。近百年来信用评级业的发展，是伴随着评级方法的不断发展而实现的，而令人信服的评级方法，也是各信用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