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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晓得。”张英才一听声音不对,转身看时,才知道走近他的不是余校长,而是叶碧秋。“我见过你和她牵手的样子。”
“她很漂亮,也很有艺术气质。”
叶碧秋问:“你为什么不丢一下硬币呢?”
张英才说:“我中了界岭小学的毒。余校长、邓老师、孙老师,还有你爸你妈和你外公,全都不丢硬币。所以,我也不丢硬币了。”
“要是不丢硬币,怎么晓得别人还爱不爱你?”
叶碧秋告诉张英才,那次见到他和姚燕牵着手后,自己也丢过硬币,丢了几次,正反两面平分秋色,决定性的最后一次,那枚硬币掉进路边的水沟里。张英才开心地笑起来。笑完了才说,他现在有点想丢硬币了。说着就要叶碧秋将手摊开。他做出往空中抛了一下的样子,然后将自己的手覆在叶碧秋的手心上。
叶碧秋觉得手心里有东西,抬起来一看,真是一枚硬币。
“你想猜正面,还是猜反面?”
张英才摇摇头,他不想说这枚硬币的来历。
“凡事一到界岭,就变得既是正面,也是反面。你怎么猜?”
“其实,只要男人主动点,根本不用猜。”
叶碧秋用很小的声音问张英才,想不想看她给自己买的婚纱。叶碧秋下了车,就赶着投票,到现在还没回家,行李都在李子那里。界岭的春夜已经不算太冷了,这种气候,让张英才轻易地产生各种回想。他问叶碧秋还记不记得,自己初来时,她父亲说过的话。叶碧秋没有害羞,反而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已经满十八岁了,可以做父亲说的那些事了。
身后的屋子里,传出蓝飞找张英才喝酒的声音。
余校长说,叶碧秋一路奔波太辛苦,张英才送她回家去了。
张英才回到自己屋里,打开尘封很久的凤凰琴。弹起几乎可以成为界岭小学校歌的那首乐曲。叶碧秋没有跟过去。她从孙四海专门为李子腾出来的那间小房里,取出自己的行李,再往张英才的屋子走去时,心里怦怦地跳得很厉害。余校长他们都在张英才的窗外站着,像旗杆下面的那块大石头那样,默默地听着凤凰琴声。
叶碧秋鼓起勇气走进去,问张英才能不能将自己的行李放在他屋里。她想说的其实是另一种意思,但到底是青春少女,因为羞涩,迅速补上了一句掩饰的话,她说:这间屋子本来就是给外面来的老师住的,等她拿到大学文凭,再回来当老师时,也应该算是半个外来者。听说叶碧秋想当老师,张英才点点头。至于是因为觉得她很适合当界岭小学的老师,还是同意她将行李放在自己屋里,他自己也不清楚。叶碧秋却懂了,脸庞变得绯红,嘴唇更是红得晶莹剔透。
这时,屋后曾遭雷暴轰击的石峰上,传来一声长长的嚎叫。
张英才也听到了,他放下凤凰琴,走到窗边,看到许多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听到狼叫没有。孙四海反问他,是不是确信界岭有狼在活动。张英才轻轻一笑,信手在凤凰琴上从低音到高音,按了一遍音阶;然后,又从高音到低音,按了一遍。
2009…4…22于东湖
原书责编 杨 柳
铭记灰色生活中的民间英雄
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续)。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元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