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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辟分析，可为佐证：“他老境来临的时候，八大山人的心灵愈趋宁寂、平静、恬淡，他远离了生平所经历的劫难和心灵上的震恐、挂碍、颠倒梦想，具有了一颗真正的平常心。当一个人能以平常心对待一切色相的时候，那目之所见绝不是奇谲怪诞的所在。惟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达到无心无待而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境界……然而这无心所栽之柳，却宛在和风拂煦之中抽丝吐绿，给人类的艺术林苑带来一片碧绿的无限春色。”但“有人以为八大的艺术创作方式是怪诞的，缺乏正常性，‘山人玩世不恭，画尤奇肆’；还有人以为八大山人作画必处于异常的感情状态、一种不平常的精神状态之中；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一种妄评。这是由于他们念兹在兹地不忘八大山人的‘哑’，不忘记他哭笑无端，不忘记他佯狂市肆，不忘记他遗矢堂中。啊！忘记这一切吧，当八大山人已经‘吾丧我’回归平常心时，你还抓住在八大山人八十一年生涯中短暂的异行以为解决八大山人艺术的永恒的钥匙”。“你不只没有走近八大，而正是远去”。《大丈夫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范曾先生接着又说，“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确有真发神经病的——这便是徐渭。”“然而他却是一个不需争议的天才。他的行为够得上怪诞荒唐，不可思议”，袁宏道说他“晚年愤益深，狂益甚”，“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而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捶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范曾先生说，与徐渭比起来，“八大之‘狂’，则佯狂也，文狂也，短期而即愈可，愈可而转宁静，与徐渭有着根本的不同。徐渭发疯时完全失却理智，可以真正杀人，而八大山人之狂则如前述，惟可视为精神之裂变状态，是灵魂处于‘迷’与‘悟’的交汇的蜕变期。”《大丈夫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49页。这里所说的悟是指八大学禅悟道，之后他的人生和画作则另有一番境界了。此时“他生平的怨恼、孤愤早已化为对万物生灵的广大恻隐与同情”。因而他“作画之时，心中无挂碍、无渣滓，于是用笔既研润而又峻发，亦若百炼钢成绕指柔，外包光华，内含坚质，线条笔墨无丝毫迫促溷沦痕迹，《老子》‘善行无辙迹’者，‘八大有之’矣”。同①第50—51页

对上面的引征，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狂中也有不狂，不狂之中也有狂。美国学者来勒克说：“癫狂被视做介乎神经质与精神病之间。”《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到底是狂还是不狂？我们只能说狂而不狂，不狂而狂。狂与不狂，归根到底，扑朔迷离，模糊不清。

但我们应该知道，晚近有些心理学家对此问题，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也承认“变态心理的某些症状，诸如精神分裂、抑郁和歇斯底里等倾向，较之一般天赋不高的作家，创造性作家”更为显著。但是，“另一方面，一种与之抵消的心理因素也存在。在创造性作家测试组中，这些作家在自我力量测试项目上的得分高得异乎寻常。这意味着他们有一种控制自己精神变态的心理机制。”《艺术的心理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49页。

此外，他们还证实，艺术家另有一种组合、综合、整合的能力。说艺术家有“组合与整合多种意念和意象的能力”以及“整合经验的能力”。因此，“艺术家比其他人更正常、更冷静，对自己的情绪稳定性更自信”。所以，“诗人应该是一个有广泛兴趣和正常心理结构的人”。《艺术的心理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243页。这样，他们就否定了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的关系。

这种观点，虽与我们不同，却很耐人寻味，值得仔细研究。世界著名德国物理学家玻恩警示说：“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7页。这才真正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至理名言。

1　“知性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起作用最大”（1）

潜意识在创造中的作用，许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都是承认的。约德明确指出：“天才所以异于常人之才具与创造力，皆发自潜意识，并受——不能避免，不能控制之力量指使也。”《物质生命与价值》第262页、264页。康德曾意味深长地提出：“知性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起作用最大……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他没有明确提出无意识，但无意识的能动作用却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了。康德还曾谈到思维的自生性和知性的再生想象力，认为知性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