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1/4 页)

这混合面就是用豆饼、高粱、黑豆、红薯干等混合而成，豆饼本来是喂大牲口的，人吃起来难以下咽。就这还不好买呢，每天继圆半夜就得起来到粮店排队，警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后背上写“号”，这号要是被蹭掉了，今儿这队就算是白排，一家子就得饿着。

和当时北平许多老百姓一样，因为吃混合面把继圆给吃出了严重的痔疮病，整日拉血，拉得他小脸灰白。这些故事打我上幼儿园起就听过，所以我一直对《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电影特别喜欢。

记得是“文革”后期，在当时的“苏联展览馆”里不知是办了场什么“国际”性的展览，我爸说在诸多的国旗当中，他一眼就看见了有日本的太阳旗，怎么看就怎么觉着别扭！

多少年之后，在整理我爸的遗物时我找到了一个日记本，里边有一篇记述，讲到了当年他因为吃混合面儿而得病的情况，还生动地做了一番新旧社会的对比，读来的确是发人深思：

永远记住这一天！

记得十五年前的今天，由于吃混合面使我得了严重的肛肠疾病，当时家里人非常着急，因为没钱去医院治病就找了个游医。手术是在家里进行的，我当时痛得满床打滚，记得开刀时是在晚上，我那年老的父亲用颤巍巍的手给医生举着电灯，我的弟弟当医生的助手，给拿着脓血盘子。这样动完了手术，由于又受了凉就抽起了疯，急得全家无法。母亲刚刚拿着父亲的衣服（皮猴）卖了钱给的手术费，马上又找医生。医生说要治好你儿子的病，得把房子卖了才行，母亲曾为此哭了好几天。过了几个星期，病没好我就勉强又出去找活做了。

十五年后的今天，在党领导下我翻了身，我做了国家干部。日本时期给我留下的病又犯了，我今天在第二医院割治了，现在我享受的是公费医疗，手术费就十五元，组织上，同志们都关心我，目前我的病完全好了。虽然我尽量怕同志们知道我病来看我，但他们还是不断地看我来，工资又是局里（派人）给送上（到）家中的。现在治病是在医院，医疗费不用自己花，家里生活也很好，在养病中又能吃些有营养的，领导上非常关心。这些不能不使我回忆过去，不能不使我感到党的伟大。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说明我们的社会是人类最有前途、最美好的社会，不是党领导的国家我能这样吗？同是病，十五年对比，很清楚两个社会本质不同，过去就是“死”，现在就是“活”。我今天的回想（让我）从内心里感受（激）。党啊！我不是没有良心的！我永远跟着你走！（让）我能够为党的光荣事业献身自己。今天写下这个实际经历，作为今后鞭策自己（的动力），我决不能忘本。

1958年1月21日 于病中

继圆写这则日记的时候，我尚未出世。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文字即便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可能让今天的年轻人不堪卒读，但我仍旧觉着它感人至深，我相信每一个字都是我爸发自肺腑写就的，绝不是现代人流行的“脱口秀”。

在“哈尔飞”门前抖机灵儿

日本人投降以后，白家的家境一时仍旧没什么起色，继圆就琢磨着自己得出去做点儿事情，以便补贴家用。

他首先看准了西单牌楼附近的“哈尔飞”戏院，这里曾经是旧北京西城最繁华和热闹的地界儿，于是他就在“哈尔飞”的门前，变着法儿施展出自己的才华。

“哈尔飞”戏院就是后来北京的西单剧场，这里原本是清末盛京（沈阳）将军增祺的府邸，增祺因收编张作霖，算得上是对他有过知遇之恩。清朝灭亡以后，张作霖感念旧情，以十万银元相送，增祺便回报了这座府邸，张家将这里改成了“奉天会馆”。张作霖死后，奉系势力退回东北，这奉天会馆则日渐式微。1930年，时任“剧场同业公会”会长的郝锦川承租并改建这里，取名“哈尔飞”戏院。说起来，当年的梅、尚、程、荀以及各路的名角大师，都在这里走马灯似的争妍斗奇过。

继圆在“哈尔飞”曾帮着戏院抄广告、画海报，凭借着他的聪明伶俐和细致劲儿，也算是有两把刷子。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这活计就被北平艺专的几个穷学生给顶了，继圆干不过人家，臊不搭眼的给人让位。其中有个学生，岁数跟自己差不多，面皮黢黑，腮帮子挺大，说话带着点儿东北味，继圆一直怀疑，这主儿就是后来我们家文玩旧物的“大买主”，香港某著名的电影大导演。

在“哈尔飞”里边干不了，继圆就跑到门外边折腾，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找了把破提琴，在“哈尔飞”的门口卖上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