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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才知道香山一带，竟有如此多的历史故事可以供人们去挖掘，并大多与那部千古巨著《红楼梦》有着丝丝的关联。

寻碑

不久，我们就从山上的“石桧书巢”，搬到了山下的小四合院“龙王堂”。住进了龙王堂里，就不能不提起我的另外一位农民学长兼朋友——严宽。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刚好是这位农民秀才名字的引申。想当年，严宽兄在“文革”最“热闹”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过当地著名的劳动模范李墨林，因此在四季青一带颇有“行侠仗义”的美誉。

严宽较我更早就认识了胡德平老师，是德平最放在心上的朋友之一，这让我从刚认识严宽起，便不免产生了一点“醋意”。但是在某天晚上，听见严宽向胡德平“报菜名”似的说起他搜集整理出来的海淀附近的老旧字号名称，以及他就《红楼梦》中曹雪芹对西山一带的风土民情的“影射”所提出己见之时，始知他的学问原来十分了得。

一日德平遣我们俩进山，探访在群山深处有个叫“挂甲塔”的地方，据说那里有一块康熙年间的“禁碑”。我和严宽天不亮就出发了，背着干粮和饮水，翻过了不知道几座山梁，才来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废村子。有位叫李阔亭的老人，带我们找到了那块被当作台阶的旧石碑，我用水壶里的剩水淋在碑面，渐渐露出来一段斑斑驳驳的文字：

“山前龙脉之地，奉旨永禁开煤。若有光棍偷挖，立时解拿，按律治罪。康熙四十四年八月×日，西城兵马司勒石。”

从这通石碑的碑文上，让我突然地想起来，两年前我去黑龙江满族地区考察时，在“穆尔查氏”的满文族谱中见过“西城兵马司”的字样。这些生活在黑龙江的满族人，大都是于乾隆九年的“京旗拨民”，乃当年京西的“护军”出身。以此便廓清了“红学”中“乾隆十四年以前，西山一带无八旗驻防”之说，对曹雪芹的“身世”，多少有些“佐证”价值。

回到了龙王堂，我忙不迭地向胡德平“报功”，并结合东北考察的成果仓促地阐明了自己的“见解”，生怕被他人抢了先。我说：所谓“京旗拨民”，乃京师“生齿日繁”所带来的后果，正是当时的统治阶级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生齿日繁”所造成的乾隆年间的“京旗拨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盛世而衰”，曹雪芹一定是耳染目睹过的。因此，一个朝代的兴败，一部“红楼巨著”的形成，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说过我是“学什么像什么”，当年被胡德平点拨出的这么一丁点“火花儿”，或者是我个人对胡德平创建的“曹雪芹研究会”作出的些许“贡献”。

我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光这通石碑就先引起了大家十足的兴趣，于是在胡德平的带领下，百十号人马重新进山，靠肩扛手搬愣是把这好几吨重的石碑“请”了出来，立在了“旗下老屋”的旁边。

那天的晚上，大家欢欢喜喜，举杯庆贺，胡德平在众人面前表扬了我。记得胡德平还给我们唱了首歌，唱的是五十年代的前苏联歌曲《英雄的夏伯阳走遍天涯》，唱着唱着，他就模仿指挥，在自己的两肩上使劲地一拍，惹得人们哈哈大笑。

然后严宽起来唱了段京剧，我只记住了那高亢的一嗓子：“八月十五哇——月光——明——！”

接下来我被推上场，借着酒劲儿，我想唱《嘎达梅林》，只唱了半句嗓子就“劈了”，有人叫道：“挂甲塔那边的狼来喽！”我被塞了一脖子的花生皮，嘻嘻哈哈地下场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地地道道的成为“红学”或者是“曹学”的专家了，日后我在这块学术阵地上栽了个“大跟头”，并不无缺憾地为这段生活画了个模模糊糊的句号，皆缘于我一向的自大妄为和爱出幺蛾子。

承认自己“简腹”

学术界向来讲究“百家争鸣”，以至于“曹学会”从创建伊始就不无非议，颇招来些学者的微词。有人还写了一首小诗，讥讽研究曹雪芹的所谓“西山学派”不过是些“简腹”之人。我当时好像不大明白这“简腹”究为何意，可能是指我们这些人的“肚子里没吗儿”，抑或是“傻×”二字的文言表述吧。当然就义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