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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想写这样一部书，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威尼斯，曾有机会看出，这个被人们如此夸耀的政府，竟有那么多毛病。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么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朗、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

这与我在此想要讨论的那个关于人类历史临界值的问题几乎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这就如同我们在笛卡尔的坐标系中，忽然发现了一些原本就存在而很长时间以来却忽略掉的东西：人类历史的方向究竟应当指向哪里？很显然，21世纪以来的诸多现实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当今天的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在###思想框架下的创新型国家时，当这个政府将这个国家的和谐作为一个关乎民众根本利益的目标时，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去向的最大理由。这是我颇感欣慰，同时也是对这一正在行进中的历史之所以抱着乐观态度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种乐观在1000年前是不存在的，甚至在那之后的很久时间内都不曾真正存在过。自唐之后的所有历史，现在来看，除去一些局部的小小亮点之外，整个中国就像是一架庞大而陈旧的机器，变得越来越笨重，越来越难以运行，最后，她的所有一切都与不断演进的人类历史相脱离（我们不论她是否在某个阶段曾经获得过与世界其它国家或文化的比较），这种脱离是不幸的，然而这种不幸从极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自身所造就的历史所造成的。

我们所谈到的裂变，其客观的作用肌理是带来更多思想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丰富，然而，在中国历史中所发生的诸多裂变则演变成了强权者的争夺与朝代更替。正因为此，这种反复甚至是本质不变的历史使这个国家在十分之长的时间中停滞不前了。有一种说法我是质疑的，那就是对“停滞不前”这一语境的某种辩护，这种辩护会认为，停滞不前只是一种偶然，抑或是没有想像的那么可怕。然而事实则是，历史洪流中的任何一种停滞，其本质都是一种倒退。所以，当我们仅仅以静态的眼光来面对历史以及当前的差距时，或许我们就已经在错误的基础上再犯了一次错误：我们看到的或许只是差距和某个历史的遗憾，而历史本身的坐标中则很客观地显示出我们倒退的路径，如果我们不迅速制止这种倒退，那么会有一个临界值将在某一天到来，它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在人类的共同发展史中淘汰出局。1000年前的五代十国，也上演了这种出局的结果，只不过那场淘汰赛的规则实在是过于简陋也过于武力，更多是一种独裁权力的更替，与人民无关，更与历史无关，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历史，便可以视作为不负责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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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浑沌的能量（7）

幸好这个历史并不太长，到了后周的时候发生了转机，后汉的天雄军节度使郭威颠覆了后汉而创建了后周，开始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其方向主要就是清吏治而安民心，后来他的养子柴荣继位，进一步加大了改革的范围和力度，并有了统一中国的大志。他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在柴荣死后再以兵权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宋王朝，这是公元960年的事情。这之后，赵匡胤进一步加大了统一中国的步伐。从赵匡胤到他的弟弟赵光义，到了979年的时候，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中原与南方大部分疆域，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然而北部契丹建立的辽国、西北党项建立的西夏国以及云南大理国和西藏土蕃国，都与宋朝形成并列之势，因此，宋虽统一，但其领域已早不是汉唐时代的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