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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 组委会经过研究后就此事作出如下反应： 1。对李国文、张洁、从维熙等六位作家在文稿竞价活动初期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2。六位作家当初担任“监事”一职出于自愿，如今退出也是他们的权利，组委会不加任何干涉。 3。虽然这六位作家不再担任监事工作，但组委会决定仍将文稿竞价活动的简报寄给他们，以使他们了解活动的进度情况。 之后，一篇以《深圳文稿拍卖风波内情》的文章披露了六作家退出活动的理由，今天，重读他们的理由，依然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作为当事人，王星对六作家的一些言论和退出原因自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相信读者看了以下的言论，也会对事情的脉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刘心武说：“我一开始支持这次活动，是因为活动的本身，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是对现行稿酬制的一次冲击，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出现了许多法律问题，这次文稿竞价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明确，它不是每天营业的文稿公司，怎么可以在开槌之前有文稿交易？” 刘心武显然对活动的合法性提出怀疑。不能说刘心武不懂法。但是，文稿竞价活动是经工商机构批准的，经营范围是“文稿交易”，经营时间：自1993年6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在一个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文稿竞价活动都可以按规定进行，为什么不可以在开槌前有交易？另外，“竞价过程”是法律顾问团与保险公司合作制订的，它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如果真的违法了，自有执法机构依法追究。 作家梁晓声说：“炒地皮经常会炒出天文数字，没料到文稿竞价也会有天文数字，我感到不能理解，也觉得可笑，文稿竞价的初衷是把最好的作品推向社会，而不是标明哪一部作品等同于多少钱。” 第一，梁晓声感到可笑的是，文稿竞价会炒到比地皮还高的地步，文稿怎么会比地皮值钱？第二，把好作品推向社会怎么能以钱来衡量？一个简单的道理，作家与画家一样，都是在创造精神产品，画家的画可以明码标价，公开拍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可以标榜值多少钱呢？本次活动就是要给文人一个惊喜，使优秀作品的价值得到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以量化的数字来衡量的。 作家从维熙说：“社会给了文人一次超越自我的机会，也吁请全社会对作家们的精神劳动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可如此高价‘叫卖’的轻率之举，损害了作家的社会形象。我不禁要问：‘文人还会被尊敬么’？”   。 想看书来
下部（5）
据一般规律而言，受人尊敬的作家一般都是高价作家，无论是严肃作家，通俗作品作家。好的东西会有好的价钱，这是连儿童都懂的道理。 作家张洁说：“叶楠也认为：‘叫卖’，不适应中国国情，有失作家的身份。” 这二位作家的观点比较温和，但很含糊，究竟什么样的叫卖方式适应中国国情？作家的身份又是什么样的？是否和普通人不同？当中国的不少贵族作家享受着国家的俸禄、坐在宽敞的居室里抒情或回忆文坛琐事的时候，中国，依然有不少下层劳动人民饥一顿，饱一顿，在为生计劳碌，这才是中国国情。另外一点，霍达本人只不过为自己的作品标了个100万，她并没有大声“叫卖”，就算她大声叫卖了，估计其声音也不会超过80分贝。相信没人会因为她标了100万，而认为她掉价了，没身份了。 另外，六作家声明中所言的“研读再三，不免心生惊惧”，惊惧什么呢？惊什么？惧什么？霍达、包括任何人都有为自己作品标价的权力，如果因此而惊惧，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太脆弱。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这边厢，六作家“激流勇退”，颇有大义凛然、一身正气之状，引得文坛内外热闹非凡，那边厢，霍达亦无所畏惧，针锋相对。她说：“文稿竞价本身就是自身价值的标榜，别人退出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 六作家中途退出毕竟是王星和组委会不愿意看到的事，然而，如果真的为了某种理由要求退出，这是无法强求的，王星在冷静地考虑如何尽可能地消解由于六作家退出而引起的负面效应。 正在这时，组委会接到霍达打来的电话，她称不日将来深圳，参加《秦皇父子》的成交仪式。霍达的来电，自然出乎王星的意料。 有人卖，有人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止或制止它的成交才是不正常的。 经过了解，王星知道，《秦皇父子》的买主是深圳市三洲实业公司，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但公司老总唐大进一直热心于文化投资，他曾投拍过电影《南拳王》和《红尘》，《红尘》的编剧也是霍达。唐与霍达的合作不是第一次了。不过《红尘》合作的方式不是买下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