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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不过罪不在他。国家干预是有深刻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没有凯恩斯也会有其他“斯”。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对社会是有益的，但想埋葬凯恩斯主义就太天真了。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里“合理的”不是说存在的东西一定正确，而是说它有存在的理由，有必然性。凯恩斯主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的”。

经济学家要学胡适

我一向敬佩胡适先生。这不仅是由于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还由于他的独立人格和他对政府的态度。

胡适是受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从本质上是与国民党的专制对抗的。但他绝不是革命者，企图用暴力推翻这个政权。他不反体制，不反政府，但也不是现存体制和政府的帮手，甚至帮凶，当“抬轿派”。他对蒋氏政权的种种专制行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希望政府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化。足以体现他这种立场的是他没有组建，甚至参与任何以反政府为目的的政党、组织，也没有在政府中当官（仅当过四年驻美大使也是出于抗日的目的，至于当北大校长，当年并没有“副部级”的级别，不算什么官），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身份和独立人格。今天，经济学家受到民众批评，成为“千夫指”，根本原因还不在于他们水平低，而在于缺乏胡适的这种态度。

胡适这种态度的基本立场是不反政府、不反体制。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存在的都是好的，而是指，无论它好与否，它的存在有必然性。用暴力手段推翻这种合理的存在必将引起社会*。无论动机有多善良，社会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基础没有变，代替旧政权的新政权，并不一定比旧政权好，也许由新贵代替旧贵，比旧政权更坏。社会进步在于渐进，革命的结果不一定是进步，有时还是退步。不反政府，不反体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只能在稳定中进步。这种进步才会造福于社会和民众。

中国的改革有其固有的弊病，也产生了种种问题。但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对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我一直心存疑虑，但仔细一想，这也是必然的。从政府完全控制的计划经济一下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能吗？有这个政府主导的阶段，逐渐放开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才会有以后更自由的经济。三十年的改革经济证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中央集权存在了几千年，肯定有它的合理性，企图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革，造成整个社会不适应，岂不要天下大乱吗？大乱之后并不一定是大治，往往是更集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因此，作为经济学家，不应该沉醉于那些自由主义的空谈中，还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政府提出的改革总体方针，我们应该持支持的态度。反对政府的总方针是无利于社会进步的。尤其是不能由于改革中的各种问题，而否认改革的总方向。

当然，支持政府的改革总方针，并不等于以“歌德”为主，对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唱赞歌，甘当“抬轿派”。这次经济困难中，经济学家受到指责，就是因为他们抬轿抬得太过分了。一味地歌功颂德，预言中国前途一片光明大好，会以１0％以上的增长率再持续增长二十至三十年，结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无视经济增长中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批评而不是歌颂。胡适的一生贯穿了对国民党专制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很强烈的抨击。经济学家也不能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称其高明、伟大，而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进行批评。这种批评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但如果政府以诚恳的态度去听，总会得到启发，有所改进。即使他们批评的不全对，让他们说出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当年蒋政权在大陆崩溃，不在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在于它没有听这些批评，甚至压制这种批评。文人的话不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没有“一言兴邦，一言灭邦”的作用。我们的知识分子一向缺乏批评意识。这里有体制和传统的原因，但重要的一点还是知识分子有把自己的知识当商品卖，总想用知识换名利的想法。“缺钙”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基因”。胡适20世纪50年代初流落美国，生活相当艰难，但他仍没有改变过去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没有想到用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去换取荣华富贵，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何况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没有穷到当年胡适的地步。

这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