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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这一指示，改变了原来要华野集中兵力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

早在孟良崮战役发起以前，中央军委就在致刘、邓、陈、粟的电报中指示，刘邓军于6月1日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以前南渡黄河，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军在巳灰（即6月10日）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②。　孟良崮战役以后，中央军委对这个部署作了调整，指示华野集中兵力在现地歼敌，并且指出山东仍是主要战场。中央军委5月22日的电报指出：“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③　6月22日，中央军委的电报进一步指出：“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④

自觉服从战略全局利益的决策（2）

蒋介石经过40余天的策划与准备，再次对沂蒙山区发动新的进攻。蒋介石在南京、徐州多次召开会议，并且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提出“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的战法。调集9个整编师25个整编旅的兵力，摆在不到50公里的战线上，三四个师摆成方阵，前后重叠，交互前进，企图迫使华野主力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面敌我态势，华野前委决定在1947年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为此，于1947年6月初在沂水以北的坡庄召开华野团以上干部会议，强调认清战局，戒骄戒躁，准备打大仗、恶仗，粉碎敌人的新进攻，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考虑到正面之敌重兵密集，尚不具备分割歼敌条件，决定首先以3个纵队分别向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出击，迫敌回援，创造战机，主力则集结在沂水地区待机。

正当这一作战部署即将付诸实施的时候，中央军委发来了三路分兵的指示。华野前委立即认真研究，认为刘邓大军即将出击，全国战局将有重大发展，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于是决定改变坚持内线作战的部署，执行中央军委新的指示，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3个纵队向鲁西挺进，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2个纵队向鲁南出击，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4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沂水地区待机出击。这一部署于6月30日上报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各部队7月1日开始执行。中央军委7月2日复电，认为“布置甚好”，并指出：“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迟缓，则来不及。”①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七月分兵”。

华野5个纵队出击敌后的行动，给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以严重威胁。7月上旬，叶、陶2个纵队攻占费县、峄县、枣庄，陈、唐3个纵队攻占津浦路大汶口至万德段，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兖州和徐州。蒋介石集团急忙调整部署，抽调已进入鲁中山区的邱清泉第五军等7个整编师（军）分路西援，留下胡琏的第十一师等4个整编师在鲁中山区固守要点。

对于战局的这一变化，华野领导人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认为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留在鲁中山区之敌军势必相继西撤。因此，在作战部署上也着重于截断敌人退路。后来发现蒋军并未撤退，再调整部署，转移兵力攻击敌人，又为大雨阻隔于沂河、弥河两岸。而蒋军则利用控制桥梁和渡口的有利条件，集结兵力于南麻、临朐两地，并且迅速构筑起数以千计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