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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夷在广州认定绝对稳妥的店铺，当然是拥有贸易垄断权的行商。

国际金融资本的资金，通过行商而流入中国。行商只是作为中间人，右手接过资金，左手递给别人，从中捞取佣钱。这一来就产生了利欲：只要自己担保，白头夷就会无限制地贷款；流动的金额增多，就可以大赚佣钱。终于看错了借款人的信用，或者判断轻率，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

其结果就会发生无法收回借款的情况，但中间人行商必须向白头夷还清本利。让行商提取佣钱，目的就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候负责。

从行商的角度来说，他们也不能不代替借债人还清债务，这里面有面子问题。如果不还债，就会引起诉讼，行商的特许权就会被取消，行商的资格被剥夺，也就失去了贸易垄断权。所以勉强也要还清债务。

金融业者实际上也是看准了行商的这个弱点。

如果一再发生这样的事，资金多么充裕的店铺也会衰

落下去。为了填补亏空，反而更加容易重蹈这样的失败。

伍绍荣身为公行的总商，他早就了解不少行商已陷入这样的困境。

他觉得应当想办法救一救这些人，但怎么开动脑筋也想不出办法。

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只是动点小手术看来是医治不好的。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一举挽回，那就是使鸦片合法化。这样，他们就可以垄断鸦片的进口。

走私贩运

非法商品鸦片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走私贩运的呢？

在十三行街设有办事处的夷商们，除了象“圣地”欧立福特商行这种少数的例外，一般都兼营鸦片买卖，其中还有的专做鸦片买卖。

不过，不论怎样，不能把禁品鸦片存放在十三行街。夷人是由于天朝（中国）的特别恩典而获准进行贸易的，所以当时的夷馆内并没有治外法权。鸦片万一被发现，不仅正规的贸易要停止，连夷人本身也会遭到驱逐。鸦片一度曾存放在澳门，但这也不稳妥。因此想出了一个主意——建造洋上仓库。

这种洋上仓库，英文叫StoreShip，中国叫“趸船”。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它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专门为存放鸦片而建造的。

夷商们常年把这种可以称之为鸦片母船的怪船停泊在珠江河口伶仃岛的洋面上，这里恰好位于香港与虎门的中间。

货物存放在海上，但实际的交易还是在十三行街洽谈的。洽谈好之后，夷人就在写明鸦片的等级、数量的领货单上签字，一手接过现银，一手把领货单交给私买的中国人。这种领货单叫“券”，在券上签字称作“立券”。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4）

券在市场上和实物一样直接买卖。

禁止夷人在广州过冬变为有名无实，就是因为在夷馆里还有这种立券的业务。正式贸易到十月左右就停止，但鸦片交易是常年进行的。

拿到券的人就备船来到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用券换取鸦片，装在船上返回。为了碰上巡逻船不致被抓住，必须尽量使用快速船。

这种快速船叫“快鞋船”，从它的名称就可了解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它挂着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

据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湖广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文，说当时这种快速船有二百只。清朝水师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这种快鞋船。而且“各关有重贿”，对各个关卡都行了贿，所以很少被抓获。

广东水师中有一个负责海上警备的军官叫韩肇庆，他因禁止鸦片有功而晋升为副将。副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校或少将。

让我们揭开画皮来看一看他的“功绩”。

为了防止鸦片从伶仃洋上的趸船运到岸上的期间被官船抓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夷商和私买者向警备当局提交百分之二的鸦片实物作为贿赂。就是说，运送一万箱鸦片要行贿二百箱。韩肇庆把这二百箱的一半揣进自己的腰包，把剩下的一百箱作为“没收品”上缴政府。

鸦片是禁品，所以比一般的商品成本高。由于运送困难，离卸货地点愈远，价格当然愈高。

在伶仃洋趸船上交货的鸦片价格，一箱“公班土”为八百西班牙元，而稍为北上一点，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南澳则为一千元。再往北去，售价更高。

所以鸦片商人都不满足于伶仃洋上的交易，经常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