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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现在，虹虹越来越叫人放心不下了。父女之间的隔膜似乎越来越深，距离也越来越难以弥补，见了面，除了互相说几句“吃饭了吗？”“早点睡吧，”“注意别着凉。”之类的废话，几乎连一句正经话也没法谈，一谈就吵，一吵，全家不安宁。虹虹的思想以前就偏激，无论“左”还是‘右“，都喜欢极而言之。如果仅此，还可以慢慢引导，慢慢说服，可令人不能容忍和原谅的，却是她身上那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赤裸裸的自私，无掩饰的自私。虹虹过去不是这样的，她就是在当红卫兵发疯的时候，心里也还有着许多火热纯洁的向往，这十年的颠云倒雾，一下子把人拧到反面去了，从盲目地相信一切到一切都不相信，对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一串左右摇摆的脚印，虹虹自己并不觉察，也懒得反顾一下。可他做父亲的却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跟她说，她还不以为然，总是从鼻子里笑一笑，做着不屑一答的神情，仿佛说：”瞧，您又来了。“几次都搞得他极不愉快。说真的，他倒宁愿虹虹的思想重新复归到少年时代的狂热和盲从状态中去，只要国家的政治形势稳定，这毛病并不难因势利导，改过来，他实在不愿意看她这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笑。

是不是他太严厉，太简单了，惹得孩子不愿意同他讨论事情？做为父亲，他是爱虹虹的，可这爱的确只停留在内心深处，很少表露出来。孩子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仔细想想，也是，就从他恢复工作以后算起吧，他就没有真正帮虹虹办过一件事，连和孩子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候也极少，虹虹会不会因此生怨？看来也不全是，如果说，在“四人帮”时期虹虹的烦躁常常是不满于自己和家庭的处境的话，那么现在，她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说到底，个人主义不得了，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

前些天，虹虹请她剧院里的一位院长来家里吃饭，他在饭桌上无意间问了几句剧院党组织的状况，结果那位副院长误会了，以为是向他暗示虹虹的组织问题，忙说了些许愿的话。

他听了倒也没说什么，如果虹虹真的在单位里好好工作，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倒也是件好事。

前天，那位副院长又给他来了封信，说解决虹虹的组织问题关键要过党小组和党支部这一关，可虹虹在剧院里——当然，信中的措词是含蓄婉转的，但意思明白——虹虹在剧院里的群众关系不好，而且到现在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希望家里能配合点点她。他当即找虹虹谈了，一个青年，政治上对自己总要有要求吧？既有要求，就得严格约束自己，高标准衡量自己，高标准本身就包括了搞好群众关系这一项在内，而搞好群众关系，又首先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做起他说了将近半个小时，说到后来连自己都有点动感情了，“虹虹，你忘了你这名字了吗，我原来起的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这么多年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的时候，爸爸也还想着，我是革命的，我的后代，我的一家都是革命的，历史总会证明这一点。”他对虹虹是怀了多么大的期望与寄托啊，他的老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虹虹是懂事的孩子，这些充满了父爱的话不会使她无动于衷的，他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相信着自己的判断。他还记得市里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粗野的、着破红尘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未完全冻僵的　心，他相信虹虹也没有冻僵。可是虹虹，他万万没有想到虹虹竟然　会那样伤他的心，她怎么会这样呢！

“爸！您别管我的事行不行产‘她皱着眉头跺脚，简直有点气急　败坏的样子，”市民盟的人刚找我谈过，都同意我参加了，要是知道　我要入党，人家就不收了。回头党再入不了，参加民盟的事又吹　了，我干嘛呀！“

“什么！”他大吃一惊，“你要加人民盟？这种大事，怎么也不先跟我说一下，不问问我的意见？”

“我多大了，什么事还都得先跟您说呀？”

“不行！”他拍了桌子，“我要你加入共产党，你是共产党的后代！”

“爸，你不了解我们文艺界的情况，参加民主党派可吃香呢。再说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是中央的精神，您还是市委书记呢！”

“你这是··，”他无言以对。要再说，虹虹还会讲出一大套“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来堵他的嘴。

他不知道该怎样来回那位副院长的信。

施万云很沉重地在屋子里踱了两趟。屋子很闷热，暖气烧得太过火了。据说这一排“复辟房”的暖气是全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