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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小节”论的出台，是用人原则的变化，是是非标准的变化，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个法则一出，就像瘟疫，人们不再注重业绩、人品，不再信奉真理和诚信；而是崇尚权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残酷的党内斗争，使人的良知泯灭。每个人都岌岌可危，为了开脱保全自己，朋友、部属、亲人之间，不惜落井下石。平时跟得最紧的人，可能就是揭发批判你最凶的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仁义礼智信，共产党员修养的道德准则，这些文化积淀，统统被一扫而空，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了。

“文革”结束后整党，父亲对当时负责领导整党工作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说：“怎样评价整党的成效？党风不正，首先是政治风气不正。从化大革命’开始，就败坏了党的风气，一派谄媚迎合之风！”

父亲曾写过一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记述了自己亲眼目睹邓子恢在中央苏区被批判的经过梗概。他写道：“此事对我震动很大，除了对邓老的崇敬和同情外，对组织上的这种做法甚感不满，乃至以后发展为深恶痛绝。……当时想，共产党哪都好，唯独在对人的处理上，怎么能这样草率、这样无情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情打击。固然这不是党所要求和提倡的，但行动起来，一些人甚至一些领导人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去做，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证明他们革命，他们是坚定的领导者似的。而一些人对这样做法的后果既无责任更不痛心，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依然悠哉游哉当他的官、行他的权。一旦新的运动来了，就又故伎重演。我认为这样的人很卑鄙，于党于民，只能有害，不会有利。”（注：《人民日报》1996年8月19日）

他的政治态度和处世理念尽显其中。

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和宗派小团伙的存在，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与个人迷信和极至权力相互利用和掩护，特别是借助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群众动乱这个载体，那它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就像癌细胞，它本来就存在于肌体内，在党的正确领导时期，历史上形成的派别因素，至多是反映在同志关系上的亲疏有别而已。但当党的民主这个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这个魔鬼就被激活了，它会迅速地随着淋巴和血液蔓延，侵蚀整个党的肌体。

父亲说，他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他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去死，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程度。宗派势力卷土重来，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席卷全党。看来是出大问题了！毛泽东那里出问题了！愁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愁闷。”

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心中，他是神圣的。父亲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中认识了毛泽东，他和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一样，真心实意地爱戴和崇敬自己推举的领袖。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融化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液里了。但今天，当他身陷囹圄，他不得不去思考自己，思考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思考他的导师了。

父亲和许多他同辈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不同，并非掺杂着对毛泽东个人关系的情感色彩。在他参加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