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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汪静之之女汪晴在泰国的《亚洲日报》发表了《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说：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里，有一天父亲拿两张香港报纸的剪报给我看，上面是王映霞写的自传性的文章，一篇很长，另一篇较短，我看了一遍，文章里说郁达夫多疑，心理变态，神经有病等等。最近我看到一九九一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映霞自传》中王致陆丹林的信和王的文章《一封长信的开始》，王在其中竟称郁达夫为“无赖”、“包了人皮的走兽”、“魔鬼”，说他“无耻”、“下贱”、“阴险刻薄”、“自知：别人会把他当作一只疯狗看待”，这些狗血喷头的恶骂，我回忆起来，父亲在八十年代给我看的两篇文章里好像没有，不知他后来是否看见过王致陆的信和《一封长信的开始》，如果看到，更不知他会气成怎样？当时我看完父亲拿给我的两篇文章后，父亲气愤而且沉痛地说：“郁达夫冤枉啊！王映霞把他说得那么坏，宣传得那么广，其实郁达夫是好人，他的神经正常得很！是王映霞自己有问题，却反诬郁达夫。王映霞当戴笠的姘头和在武汉堕胎的事，达夫至死都不知道，达夫死后却还受到这样的侮辱，至今没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郁达夫伸冤！”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

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1940年，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离婚前夕曾有《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而随父亲去新加坡的11岁的郁飞在30多年后回忆此事也说：“父亲于此时应聘去国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印尼华侨。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PajakoemBceh）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在印尼，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9月经朋友介绍，与何丽有结婚。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何丽有与郁达夫有两个孩子，儿子取名郁大雅（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郁达夫失踪离家后几个小时，他们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人间。

【畸恋】

13岁时，郁达夫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蓧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李初梨说郁达夫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