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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季看来没有特别才能，但如同一个空虚的器物一样，反而更能兼容并蓄各色各样的人才，能吸引更多人支持他，正是他更容易成功的有利条件。”

没有立场，没有包袱，以及豁达开朗的个性，使刘邦的可塑性极高，加上难得一见的个人魅力，更使他命定中成了乱世英雄。

虽然命中极贵，但不久却发生了结束他安定幸福生活，甚至差点有生命危险的灾难事件。

率役上京，亭长成了通缉犯

秦始皇在位的晚年，因北征匈奴、建筑长城而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加上原先进行的修驰道、修宫室以及骊山陵的工程，使政府原有的人力根本不足派用，只好由民间征调大量的劳役。

早年，虽然秦法严苛，但对调派人民作劳役却非常谨慎。因为法令是用来集结国力，因此最重要的是不违农时，甚至发动战争也都会选在农闲的时候。然而商鞅在变法时的原则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见法令不只用在人民身上，也在限制政府的滥权。

韩非子在诠释法家时，也非常推崇老子“无为而治”的精神，他认为政令清简而执法严厉，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

但统一以后，要进行改革及建设的工作太多，光是推动经济。文化的统一，就要动用不少人力，加上效果不佳，于是耗费更大。工作太多了，超过了正常的运作，使国人已产生不合理的压力，若执法又严厉而无弹性，人民便有受虐待的强烈感觉了。

尤其是劳役这件事，原本是大家利用农闲时间奉献劳力，来增强国家建设、促进社会繁荣，现在征召太多，超过了农闲所能负担的，也影响农民正常作业及生活，自然要变成苦役了。

征调劳役的命令，终于也到达了泗水亭。

逐渐有“领袖”意识——“大丈夫当如此”的刘邦，自然最反对这个影响人民生计的任务。

“全部去作劳役，那么家里谁耕种？况且还要缴税赋，老百姓怎么生活得下去！”

“任侠”自居的刘邦，打从心底反对这种过度欺负善良农民的命令。

但秦王朝利用早年的什伍制度，将全国各地的户口资料掌握得非常好，一里二十五户有多少男丁，随时都有统计，并建立户口簿籍，以为征税及征调劳役的凭证。由于全国的统计资料依地区保留在政府办公室中，地方官又采轮调制，根本不知道以前报上去的数字，所以谁也不敢对现有户口报假资料，否则可能有抄家灭身之祸。

所以沛县县令立刻编造名册，并派遣属下的各亭亭长负责领队的工作。

由于这次的劳役是建筑骊山陵，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加上大家对过多的劳役反感颇深，因此负责领队是件危险差事，万一有人结队逃亡，领队也要连坐论罪。

考量所有亭长的能力后，县令认为只有刘邦压得住阵脚。刘邦虽万分不愿意，但公家任务推辞不得，只好硬着头皮带领征调的五百多人出发了。

从沛县到咸阳有数千里之远，翻山越领，全靠两只脚，又携带笨重的炊具及野宿设备，日夜兼行，是件非常苦的差事。

刘邦一向宽厚，故管理工作松散，有些吃不了苦或想念家乡的人便趁机逃走。

虽然发现有人逃亡，但监管的人员太少，山路又崎岖复杂，实在也难以搜捕。所以刘邦虽头痛异常，却是束手无策，只好装作不知，继续领着前进。

但团体心理立刻有样看样，逃亡的人于是愈来愈多。刘邦无力掌握，心想再这样下去，到咸阳恐怕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到时候交不了差，看情形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坐以待毙，干脆错就错到底了。

下定了决心，反而轻松多了。

到达丰西泽中，刘邦下令将剩余路费全部换成了酒和酒菜，并召请剩余的劳役与他痛痛快快大喝一场。

大家正莫名其妙时，刘邦在半醉状态下宣布，劳役队伍在今晚全部解散，要回去的可以暗地回去，责任完全由他一个人扛。他慷慨激昂地表示：

“此去凶多吉少，你们赶快逃亡吧！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只好开溜了。”

劳役和监管人员中，有些较胆大而讲义气的便表示：

“我们愿跟随亭长逃亡！”

虽然有了一群人，可以相互照顾，但天涯茫茫，又毫无准备，该到哪里去呢？幸好刘邦一向乐观，心理上虽也担心着，但仍谈笑风生，带着酒意，牵领着大家往深山里走。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消息走漏后会被官方逮捕，一方面进入山区也比较容易找到吃的东西，